论“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

"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是李学勤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试图寻求克服《古史辨》错疑所不应疑的不良倾向,重建中国古史新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探索。"走出疑古"是试图在对《古史辨》理论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对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进行合理的"扬弃",其真正学术意图在于超越"疑古"。"走出疑古"的论点体系也明显存在若干理论上的局限和逻辑上的疑难。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将文献和考古结合起来研究古史的方法自王国维先生起已开始实践,以后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徐中舒先生及再传弟子唐嘉弘先生所积极倡导和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进一步增强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超越疑古",重建古史的学术尝试。李学勤先生所谓的"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工作,只不过是新的学术背景下,王国维、徐中舒、唐嘉弘三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的继续。"走出疑古"后的中国古史研究,应继续重视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提高古史研究科学性;逐步深化夏代与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

疑古何时走出?——田旭东博士新著《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读后

本文赞同以疑古与新证(或释古、考古、走出疑古)作为描述20世纪学术史的重要线索,而疑古时代是否结束、何时结束,则是此问题视角中的一大焦点,其间的交会与嬗新尚有比较复杂的一面。田旭东女士的博士论文、中华书局《中华文史新刊》之一《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一书,为近年少有的从疑古与新证一线观察近百年中国学术界古史研究的专论,在20世纪学术思潮研究中具有无可回避的参考价值是可以肯定的。

新出土史料与古史研究中的问题

近年出土文献特别是简帛中,有不少和古史相关的篇章。不少人借之讨论古史问题,裘锡圭先生由之评价疑古派的古史得失,并且仍然信奉顾颉刚古史从大禹开始的观点。其说引起了学界的注意。郭永秉先生也利用出土文献谈古史问题,其后他解读裘锡圭先生的文章时对一些问题有深入讨论,对一些新公布材料的解读也欲从顾颉刚、裘锡圭之说,但实质上与顾颉刚之说有很大不同。所论问题的关键,看似讨论禹和文王的神性问题,其实是古书史料的认识问题,古史的时间与空间问题,而不是态度的问题。当前应该在方法和理论上进行反思,以告别旧的范式,探索新的范式。

“层累”说与古史重建——学术史视野下的考察

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因其自身的科学性而在中国古史学界具有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在古史新证、对极端疑古的纠偏及"走出疑古时代"的视野下,中国古史学界在直接继承顾颉刚先生的疑古学说和辨伪方法与理论的同时,不断对这一著名的古史理论进行合理的扬弃,从而使其更趋科学完善。日益丰富的出土文献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对"层累"说作了新的验证,从而使这一著名的古史理论的当代学术价值不断得到彰显。徐唐学派积极倡导并科学实践的古史三重证法,对中国古典学的未来路向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未来的中国古典学发展道路上,顾氏的"层累"说将会继续得到新的验证和丰富完善。

十证“伶玄”

《飞燕外传》 ,汉·伶玄撰 ,堪称中国古代艳情小说的开山之作 ,对《源氏物语》和《金瓶梅》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然而后世却一直将其打入“伪书”的冷宫 ,笔者从与作者、作品有关的十个方面进行考证 ,结论是 :作者确系汉人 ,作品确系汉作。

古史传说与政治文化:对古史传说流变本质之新阐释

古史传说与古代政治文化密切关联,不同的政体诉求引发了不同的古帝模式,联盟、分封政体对应于方位帝模式,大一统政体对应于线性模式;不同的族群认同产生了不同传说组合的中心人物,如商代的帝俊、周代的黄帝、汉代的伏羲;不同的天下观对应不同的方位帝的构成。整个古史传说的流变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早期中国方位帝系统的变迁、传统中国线性系统的变迁以及从方位帝系统向线性系统的变迁。线性模式是以方位帝模式为基础创造的,五帝六人是连接两者的关键。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处理的只是线性系统的变迁问题,本身也不能反映线性系统流变的本质。层累说的核心,即时代愈后、古史期愈长,只是对线性系统流变的现象描述,其本质是传说被不同族群不断重新表述,与真实的古史人物之先后无涉,真伪更毋庸论。疑古者以儒家经典作为早期传说古史期的材料基础,也不可靠。对于传说中神话人物与历史人物混淆的现象,需要对传说所属的文化系统作具体分析。走出疑古应该成为当今古代文明研究的新起点,但疑古运动对一些观念的打破,则应该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