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走廊学说与区域舞蹈文化研究——以南岭民族走廊为例

本文以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民族走廊学说为研究视角,以南岭民族走廊为研究对象,对走廊所包含的东段粤北地区、中段桂东北地区、北段湘西南地区的瑶族、汉族、壮族、苗族、侗族、客家等族群舞蹈的分布及互动展开比较研究。拟从区域舞蹈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变、民族迁徙、信仰流播、“中心”与“边缘”等多元视角来看族群舞蹈文化的互动互融,印证南岭民族走廊各族群在历史上的动态流变,以此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为南岭民族走廊舞蹈文化研究提供更多研究的视角与案例。

民族走廊学说视野中的“西北走廊”研究反思

"西北走廊"是20世纪80年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的一个概念,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相关研究成果既有"西北走廊"概念界定、空间范畴、人文特征、历史形成、民族文化、民族迁移与互动等方面的探讨,也有对"西北走廊"研究路径与方法、研究历史和现实意义以及如何实现研究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关注。在新时代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时代语境下,要着力构建"中国走廊"学说,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于全过程和各方面,这对于构建中国特色民族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一种有益探索。

构建中国“民族走廊学说”的意义

构建中国"民族走廊学说"是对前辈学术思想和成果的继承与发展,是为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民族学理论体系添砖加瓦,是为争取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学科体系中的独立地位做出的实际工作,也是为创建民族学人类学的中国学派或创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学派打造基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创建具有中国特点的民族学理论,为确立和完善民族学人类学在我国学科体系中应有的地位,为建立民族学人类学中国学派而做出应有的贡献。

“走廊”与“通道”:中国西南区域研究的人类学再构思

中国西南的人类学研究有着深厚的区域研究传统。改革开放之后,西南研究陆续出现了"区域模式"、"族群模式"和"跨境模式"三种研究范式。其中"区域模式"更贴近于社会历史现实,具有强烈的学科问题意识。至二十一世纪,基于历史上民族的源流考察与走势判断,兴起了诸如西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滇黔驿道、进藏公路等"通道"研究。这种基于"走廊"学说和"通道"研究而展开的"区域模式",将交互性和流动性作为研究之重点,来深入地阐释形塑西南中国社会人文特质的关系结构,将有利于中国人类学获得更符合中国历史文化经验的世界图式,也有助于具体研究者获得真正的文化自觉和认知主体性。人类学的中国西南研究只有基于"区域性"的大视野来展开,在一种关系格局中来寻找西南研究的问题意识,才能摆脱"民族性"的现代叙事,并对"民族认同"这样的问题有所超越,最终回归到当地的社会历史现实和人文形态特质来深化对中国西南的认识把握,从而在学理上展开一些更为深入的对话。

费孝通论藏彝走廊

本文通过综述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对藏彝走廊及其相关问题的论述,说明藏彝走廊与民族走廊学说的具体内涵和研究范围,表明了进行藏彝走廊研究与民族走廊学说研究的重大意义及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问题的相关性。简要概述了目前国内对该学说研究的进展情况,高度评价了费孝通先生对藏彝走廊和民族走廊学说研究的巨大贡献。

论“民族走廊”及“二纵三横”的格局

“民族走廊”的概念自1979年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后,学术界对概念本身以及与之相关的具体内容的研究尚不充分。作者对“民族走廊”的产生、定义及其历史作用和意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依据历史上有关民族活动的情况,结合地理方位,认为“民族走廊”的全国格局,为“二纵三横”的构架,“二纵”即南北纵向的“藏彝走廊”和“土家—苗瑶走廊”,“三横”为东西横向的“壮侗走廊”、“阿尔泰走廊”和“古氐羌走廊”。

天山北路的农牧交错带及其走廊意义--以清中期至民国“游记”文本为中心

18世纪中叶以来,农业发展与人口迁移促使“木垒-奇台-吉木萨尔”一线发展成为连接天山北路绿洲与阿尔泰山草原的农牧交错带。这条农牧交错带东连河西走廊,北接蒙古草原道,成为连接边疆与内陆的一条重要走廊,密切了边疆各区域之间、边疆与内陆之间的经济、社会与文化交流,使边疆更有效地整合进了区域与国家体系之中。走廊促进了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的形成与发展,也推动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使生活在边疆的民族更深地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