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人类遗传资源材料罪行为对象的认定困境与规范解释

刑法以修正案形式对走私人类遗传资源材料行为的刑事可罚性予以肯定,形成了民行刑三维规范交错规制的部门法周延保障局面,对风险社会中生物安全隐患予以规范化预防与应对。但学界就本罪行为对象的认定仍存争议,不仅关涉规范适用的正当性命题,影响生物安全刑事法网保护范畴的划定,且对法秩序统一性框架下的刑行衔接提出新挑战。作为典型法定犯,走私人类遗传资源材料罪的行为对象应与前置法意蕴保持规范协调性。将人类遗传资源信息作为本罪行为对象,系风险社会中预防性刑法的不当扩张,悖于形式违法阶段类型化走私行为的应然内涵与外延设定。对走私人类遗传资源材料行为的刑事治理,基于对生物安全法益的前瞻性保障,在法益保护早期化视域下,刑法更应恪守谦抑性,把握走私罪的犯罪属性,界分规范保护目的与保护法益,对人类遗传资源予以分级、分类规制,厘清刑事处罚的程度与边界,以刑事治理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赤羽病通过云南边境地区活牛走私传入我国的定量风险评估

为分析评估云南边境地区活牛走私传入赤羽病的可能性,收集整理云南边境地区活牛非法调入数量等信息,利用“情景树”法建立传入风险随机模型并进行仿真分析。结果显示:每走私调入1头境外活牛,赤羽病传入我国的概率为50.37%(95%CI:41.64%~60.29%),每年约有76头感染赤羽病的活牛自云南边境走私进入我国,境外活牛走私导致赤羽病传入我国的风险仍不容忽视,赤羽病通过境外活牛走私传入我国的风险取决于境外活牛被我国海关查获并无害化处理的可能性,建议加强边境的管控力度和海关的查获力度。本研究对赤羽病通过云南边境地区活牛走私传入我国的风险进行了定量评估研究,为我国防范赤羽病的境外传入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

走私毒品罪的扩张适用与理性回归

随着全球毒品情势的变化,走私毒品罪的适用在立法及司法上都呈现出扩张适用的现象与趋势,虽然《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纠正了走私毒品罪中药毒不分的问题,但并未突破走私毒品罪“跨境即构罪”的机械认定标准,实践中仍存在将吸毒行为的准备行为、吸毒行为的衍生行为认定为走私毒品罪等问题,引发了类推解释、客观归罪等诸多悖论。究其原因,既源于从严打击毒品犯罪刑事政策下,对国内外市场逐渐融合的客观事实、毒源差异淡化的现实情况及毒品认识鸿沟日益加深等毒情变化的忽略;也来自于罪名理解上将不同语境中的走私内涵相混淆,即将行政法语境、走私犯罪语境、毒品犯罪语境中的“走私”概念相混同;还源自毒品走私目的认定难等现实困境。实际上,刑法对于毒品管控的目的不在于消灭,而在于防范毒品流入社会可能带来的危害。因此,回归到刑法语境、毒品犯罪语境之下,从犯罪概念的三性统一、毒品犯罪客体的融贯性、选择性罪名的同质性及流通经济学的要求上出发,不难发现,走私毒品实际上是毒品交易链条从生产(供应)端到消费(使用)端的流通环节,其实质作用在于消除地域鸿沟、拓宽或制造毒品交易市场、提高毒品交易效率,需以是否具有“毒品流通风险”为其构罪与否的实质判断标准,不能简单地以是否发生跨境的客观位移为认定依据。由此,在司法实践中,对走私毒品罪的适用,应以行为是否具有“毒品流通风险”为依据,在立法或司法上对走私毒品罪处罚范围予以理性限缩,即对于主观上不具有希望或放任毒品外溢目的、客观上不具有毒品外溢风险的行为,不宜以走私毒品罪认定。

跨境电商走私犯罪风险防控挑战及应对路径

我国跨境电子商务业务发展迅速,作为一种新兴的贸易形式,跨境电子商务领域的走私犯罪风险近年来也呈高发态势。跨境电商走私犯罪行为模式主要有刷单走私、推单走私、伪报货物参数走私三种行为类型。跨境电商走私犯罪风险防控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跨境电商监管政策不稳定及监管成本高,交易流程网络化、物流全球化导致走私手段便利,推单走私认定备受争议,未将走私次数作为走私罪的构罪标准等方面。对此,可以通过完善监管模式,统一跨境电商监管政策、建立反走私信息数据共享平台、立足实质解释认定推单走私行为以及将走私次数作为跨境电商走私犯罪的独立定罪标准几个方面加强该领域的风险应对。

走私犯罪案件的数据穿透侦查路径

数据穿透技术是一种崭新、高效的加工、处理数据的方式,是在传统数据分析模式无法在短时间内高效地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效信息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将数据穿透技术应用于走私犯罪案件的侦查时,可进一步细化出货物穿透分析、资金穿透分析、人员穿透分析和行为数据穿透分析。通过对伪报类和加工贸易等典型走私犯罪方式的穿透分析,可以总结相关案件的数据穿透分析方法和模型,由此找到制约我国缉私部门数据穿透分析的瓶颈和难点,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

走私珍贵动物及珍贵动物制品犯罪的情境预防研究

走私珍贵动物及珍贵动物制品犯罪多发生在边境地区,对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生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相较于案发后补救性的惩戒措施而言,开展案发前的预防介入可以有效地降低发案率、减轻侦查压力。放眼于长远,前端预防更能迎合生态文明理念。如何在走私犯罪前期进行干预介入,开展有效的预防是立法者、执法者乃至整个社会都应当思考的问题。情境犯罪预防理论作为犯罪预防领域的重要理论在国外已经获得了较为成熟地运用,近年来我国也在进一步探索该理论的本土化发展。在对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类案件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情境犯罪预防理论的相关原理,提出此类案件侦查预防的可行性措施,在犯罪前端进行预警拦截或可成为与新形势相适应的侦查应对策略。

海上走私犯罪侦查难的成因与对策研究

当前海上走私犯罪呈主体组织化程度高、犯罪过程隐蔽性强,犯罪场域多向流动、犯罪方式强对抗和犯罪周期有规律等特点。受制于海洋环境屏障、证据获取难、犯罪事实认定难和海警机构侦查能力不足等因素致使海上走私犯罪案件侦查难。通过加快海警执法装备建设、完善海上刑事证据规则体系、拓展海上走私犯罪事实认定方法和提升海警机构侦查能力等举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海上走私犯罪侦查难的现实困境。

我国海上走私毒品犯罪现状及打防对策研究

新时期,受疫情、毒情形势、海洋贸易等多重因素影响,海上走私毒品犯罪发展迅速。当前中国海上走私毒品犯罪存在双重推动、大宗案件频发、以货运和船舶走私方式为主、东南亚与南美为主要来源、港台地区问题突出等状况。执法机关面临着海上走私毒品活跃、发现查获难度大和执法合作受限等困境。因此,我国应当通过依托技术提升防范与打击能力、开展跨境警务合作、构建海洋领域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多双边合作机制、发挥海上禁毒社会力量来实现当前情势下对海上走私毒品犯罪的防范与打击。

离岛免税走私财产罚中的“行刑倒挂”:症结、根源与出路——以没收制度为中心展开

离岛免税走私财产罚中的“行刑倒挂”现象只是走私行刑罚则体系失调的一个“剪影”,已经殃及走私防控的整体效果与全国海关改革的进程。究其原因,表层矛盾在于离岛免税走私中行刑没收范围的倒错,深层矛盾则在于非禁限物的行刑没收制度与海关改革以及税收法律关系的明显背离。为此,应借鉴域外禁限物与非禁限物区分的二元模式,以税收法律关系为中心修正现行法中关于非禁限物没收的相关规定。对于海南自由贸易港而言,当前较为“经济”的方案为借由自由贸易港立法变通权率先在即将出台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反走私条例》中作变通性规定,以先行“试验”的方式检验新罚则体系的效能,为海南自由贸易港未来的封关运作及全国海关改革迈入3.0时代积累经验。

关于走私罚没问题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执法的最好效果就是让人心服口服”,对照这一标准检视缉私执法,我们发现在办理走私普通货物、物品案件中,近年来出现了走私财产罚“行刑倒挂”、走私货物处置难、走私违法所得“空判”等现象,实务中关于“走私货物没收、走私违法所得认定与执行”的争议越来越大,已经严重影响了打私工作的效果。对此,笔者通过案例统计、比较研究等方法进行研究,力求找到问题症结,为走出当前困境提出可行的路径,努力实现最佳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

海南离岛免税政策下“套代购”走私犯罪治理研究

自2011年海南离岛免税政策正式实施以来,经历多次调整,免税力度不断加大。2018年探索在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海南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衍生出利用他人离岛免税购物资格与额度购买免税商品转而在国内市场销售牟利的新型走私犯罪,即“套代购”走私犯罪。为此,通过多案例研究方法,从走私对象、走私形式、犯罪主体以及涉税金额等四个方面构建典型案例指标,并据此筛选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典型“套代购”走私犯罪案件进行研究,总结“套代购”走私犯罪特点,分析打击该类走私犯罪的难点,进而提出治理“套代购”走私犯罪的对策,旨在进一步打击走私,为海南自贸港健康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走私贸易及关税监管

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对外贸易较为活跃,贸易额呈增长态势,关税成为王室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国内外商人以各种方式走私羊毛、呢绒等大宗出口货物,逃避关税,使王室政府的财政收入锐减。为了打击走私活动,王室政府不仅采取没收货物、监禁走私者等常规举措,还针对性地实施寄宿、货物抵押、运输证明等监管方式,甚至不惜以重罪惩处。这些监管举措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走私贸易,但由于这一时期关税政策的特权并未惠及所有商人群体,导致走私贸易屡禁不止,再因税率上涨简单粗暴,致使治理效果低下。直至近代以后,随着自由贸易政策的推行,关税逐步放开,走私贸易才渐趋消弭。

走私麻精药品犯罪案件“医疗目的”之认定

当前,走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犯罪案件呈多发态势,严重侵害了社会管理秩序和公众健康二元法益。“医疗目的”作为判断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准,对涉毒犯罪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走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犯罪对于“医疗目的”的认定,应基于法益保护角度,聚焦“医疗目的”的文义解释与法理解释,准确判断走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行为是否侵害公众健康。在办理案件时,应根据行为人自诉疾病、药物用途、购药原因,分类审查行为人是否确诊疾病、药品是否对症治疗、是否自用等要素,合理构建走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犯罪案件“医疗目的”之认定标准。

腾冲市林草部门在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中的职能与作用探析

保山市腾冲市林草部门一直以来坚持执法为民要义,严厉打击野生动植物、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走私违法活动,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有效整治市内流通领域贩私、储私、销私问题。对腾冲市林草部门在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中的职能与作用进行探析,分析存在不足,提出有效建议,以期在下步打击走私综合治理工作中取得更好成果。

提防“国门内的走私”

只需支付450元到700元不等的中介费,“黄牛”就会送来源源不断的海南离岛旅客信息。而这些信息,部分为“黄牛”通过非法渠道获得。“大家赴海南度假时一定要谨记,离岛免税‘套代购’属于走私行为。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信息,以防被不法分子套取;不要轻信他人的金钱诱惑,将自己的离岛信息出售给他人使用。”

“智慧缉私”在反走私综合治理中的适应性应用

21世纪以来,全球化趋势逐渐深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科技手段不断进步,反走私形势日益严峻,缉私工作的研究量也呈逐年递增态势。为更好帮助一线海关缉私人员,打击日趋复杂的走私行动,本文从近年来国内外各地走私犯罪中犯罪原因的差异,了解反走私新模式以及新方案。并通过分析上述原因,利用“智慧缉私”手段对案件进行突破。在该背景下,积极推进反走私行动,并将二者有机结合。充分利用现有大数据以及无人机雷达等科学仪器设备,进行规模化普及,为未来反走私综合治理提供完善的途径与解决方案。

清关走私数额与洗钱之认定研究

认定普通货物清关走私数额与洗钱的实务中,时常遇到一些奥妙做法,给律师辩护带来了困惑,同时也影响取得社会效益和法律效益的双赢,是故着力对之展开质疑性研究,显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跨境代购型走私犯罪的研究——G省46份刑事判决书的实证研究

跨境代购型走私虽然并非新型的犯罪,但随着近年来的留学热潮、大湾区的经济建设和快速发展呈现出了较强的增长态势,有了区别于其他走私犯罪的特征。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联性最大,模式也更为隐蔽,涉及的范围较为广泛,对区域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对G省跨境代购型走私犯罪进行深入研究,对于维护区域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分析G省跨境代购型走私犯罪的现状和特点;探讨走私犯罪的成因和影响危害;提出有效的打击和防控策略。

唐朝管理边疆地区走私的法律规制述论

作为盛世王朝,唐朝边疆地区走私一度盛行。反走私法律历经先秦、魏晋、南北朝,在唐朝又有新的发展。唐朝法律明确铜钱、丝绸类物、兵器、人口、金银等禁止走私。唐朝规制边疆地区走私的法律以“敕”“律”“令”为主要形式,处罚严厉,绝不姑息涉罪官员,旨在全力维护国家安全。由于地方官吏执法不严、走私暴利诱惑以及政府横征暴敛等原因,唐朝规制边疆地区走私的法律实施效果不佳。

非设关地走私犯罪发展态势的实证研究

走私犯罪是一种严重破坏国家正常经济秩序的犯罪行为,国内外大宗商品价差持续存在甚至阶段性拉大,非设关地走私违法犯罪活动出现了新规律、新特点,对缉私工作提出了新挑战。为帮助一线实战人员预测、打击非设关地走私活动,以地域差异性为切入点,重点研究非设关地走私犯罪发展态势的特点,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非设关地走私总体成因、走私物的地区性差异、走私活动的时间规律性、不同地域走私路线及运输方式差异,讨论新冠肺炎疫情对非设关地走私活动的影响,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优化治理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