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应保留死刑——兼论对走私个罪死刑存废的立法策略

现阶段从走私罪的现状、走私罪的本质和危害、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司法实践来看,《刑法修正案(八)》对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死刑的废除是不妥当的,走私个罪与个罪、刑与刑之间存在不均衡现象。应全面启动对走私罪的立法修正,重塑走私罪的立法类型和罪刑结构。建议分别设立走私应税货物物品罪、走私限制进出境货物物品罪和走私禁止进出境货物物品罪。走私普通货物和走私毒品应保留死刑适用。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案件自首的认定及适用——以实证研究为切入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是走私犯罪中最常见的犯罪,自首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案件中最常见的法定量刑情节。司法实践中呈现自首认定比重较大、自然人认定比例较高、处罚较轻以及侦察、公诉、审判各自认定分歧较多等特点。自首认定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实体方面和量刑方面。应加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案件自首认定的规范,一是区分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不同类型,统一自首认定标准;二是建立自首从宽处罚阶梯型量刑体系。

从实证统计分析看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罪刑均衡的若干问题(一)

从北大法意数据库选取了2005年至2014年10年间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判决书195份,被告人合计452名作为统计样本,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判决书样本、量刑情节和宣告刑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得出总体上我国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判决基本达到了均衡的结论。但也存在不均衡现象,主要表现为罪后酌定表现在量刑中优先于从犯、累犯、共同犯罪等法定情节,实践中是否认定共同犯罪、是否累犯、是否既遂未遂等对量刑影响不大,发达地区(华南地区)罚金数额低于中部(华中地区)和西部(西南地区)等。除此之外,在个案判决中还存在因为刑罚结构不合理、量刑情节竞合时没有统一规范导致的不均衡,单位犯罪和自然犯罪之间、不同法院之间存在量刑不均衡现象等。进而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刑罚体系、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同等处罚、量刑规范化改革以及发挥判例指导作用等解决司法实践中量刑失衡问题等有关建议。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现实中,携带型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在走私犯罪中占有极大的比例,在运用刑事司法规范审视这种行为时,需要结合实际对"货物"、"物品"是否具有交易性商业性质进行界定,合理认定逃避缴纳关税税额,以此规范适用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并准确量刑。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罪刑均衡实证研究

将我国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分别与国外走私罪法定刑、我国其他犯罪法定刑以及我国走私罪类罪内部个罪法定刑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立法领域对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抱持严厉的刑事政策立场。通过对大样本司法量刑数据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我国司法领域对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抱持轻缓的刑事政策立场。法官群体对这种立法与司法间的不均衡现象做出了解释,同时也引发我们对走私犯罪的治理进行更深刻的思考。

论走私货物物品偷逃税款的计核

偷逃税款的计核对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定罪量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司法实践中,涉嫌走私货物、物品偷逃税款计核时,走私行为案发时应当理解为发生时为主、案发时为辅;网络价格电子数据满足证据"三性"即可作为电子证据用作计税依据;计税时应根据计税证据的完善程度,正确地依次使用计核方法;及时对海关计核涉嫌走私货物物品偷逃税款现行规定进行修改。

网络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犯罪案件的侦查难点与对策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发展,我国的外贸发展也走上了转型升级的道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犯罪也搭上了互联网的便车,诞生了以互联网为工具走私普通货物、物品这一新的犯罪形式。网络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犯罪呈现出区域性特征明显、犯罪智能化程度较高、团伙作案、有组织化作案十分突出的特点。在侦查过程中,源头深挖难、收集犯罪主观故意证据难、收集电子证据的证明力较低是办案人员面临的主要难点,对此应采用深挖物流信息、多角度突破口供、加强网络取证技术等实现对此类犯罪的有效打击。

《刑法修正案(七)》对走私罪修改引发的冲突及其解决

《刑法修正案(七)》第1条对刑法第151条第3款作了修改,将原先的"走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罪"修改为"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这一修改,导致了刑法第151条第3款与刑法第153条、第152条、第347条及第151条第1款和第2款的冲突。解决冲突的基本方法是将走私罪设立成单一罪名,将各种对象规定为加重因素,并将超过基本构成要素的情形设立成加重犯。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若干问题之探讨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是指违反海关法规 ,逃避海关监管 ,运输、携带、邮寄除武器、弹药、核材料、假币、贵重金属、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淫秽物品以外的货物、物品进出境 ,偷逃应缴税额 5万元以上的行为。要正确认定本罪 ,必须分清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共犯与非共犯等界限。关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处罚 ,应着重研究“多次走私未经处理”以及《刑法》第 1 57条第 1款的适用这两个问题。

数字经济背景下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走私的行为类型和责任认定

当前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享受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但这一政策却被不法分子所利用,以实施走私逃税行为。从行为类型来看,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走私行为主要有刷单型、低报价格型、伪报贸易性质型三种模式。实践中,对于低报价格型和伪报贸易性质型两种模式在定性上并无疑难,但对于刷单型模式的行为定性则存在较大的争议。对此,可以从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两个层面证成其构成走私犯罪:从客观要件考察,二次刷单实质上是将一般贸易伪装成跨境电商贸易;从主观要件考察,行为人是意图享受不应当享受的跨境电商的税收减免优惠。跨境电商零售业务中的参与主体都有可能成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正犯或共犯。在共同犯罪形态中,应基于具体案情和各参与主体的作用准确认定其责任。

代购适用“缴罚免刑”处罚模式之可行性分析——以结构功能主义方法为切入点

代购行为具有数额小、情节轻的特点,可能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从关税与一般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功能入手,运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对代购“缴罚免刑”模式进行可行性分析。随着经济区域化、全球化,我国关税从保护功能逐渐转向调节功能,与一般税收的功能逐渐趋同,这也为证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设立“缴罚免刑”提供了支持。

海外代购行为的刑法规制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是走私类罪中与人们日常生活关联性最大,也是最受人们关注的犯罪。本文以"空姐代购案"为切入点,引出其中涉及的刑法问题并具体分析,就今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立法方向进行探讨。首先从"空姐代购案"引出刑法的问题,然后具体阐述了上述分析中所提出的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犯罪对象、定罪标准、量刑尺度等问题,最后提出笔者对今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立法的一些建议。

证据链上的“零口供”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庄严的法庭上,随着清脆的法锤声,法官高声宣判:“被告人戴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100万元。”“追缴被告人戴某犯罪所得20万元,上缴国库。”曾经在法庭上当庭翻供,百般抵赖的戴某沮丧地低下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