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纵走私罪与走私罪共犯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

如何区分放纵走私罪与走私罪共犯一直是困扰司法界的一个难题,为此,两高一署颁布的《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简称《意见》)第16条第1款对该问题予以了解释。本文着重从理论、逻辑及实践三方面分析放纵走私罪与走私罪共犯的形成、联系与区别等问题,提出了不同于《意见》的观点。

关于走私罪若干疑难问题的探讨

本文就走私罪的若干争议问题对学者们的不同观点进行了评释，对一些疑难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和认识，以求达到对该罪的正确理解与适用。

《刑法修正案(七)》对走私罪修改引发的冲突及其解决

《刑法修正案(七)》第1条对刑法第151条第3款作了修改,将原先的"走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罪"修改为"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这一修改,导致了刑法第151条第3款与刑法第153条、第152条、第347条及第151条第1款和第2款的冲突。解决冲突的基本方法是将走私罪设立成单一罪名,将各种对象规定为加重因素,并将超过基本构成要素的情形设立成加重犯。

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看走私罪的法律修正

走私罪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严"的对象,在立法和司法上具体体现为通过增大走私犯罪对象扩大走私罪的犯罪圈,《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增加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的犯罪,将走私罪的对象进一步扩大化,这种立法方式模糊了走私罪以犯罪对象来立法的标准,值得重新审视。建议按照类型化立法方式分别设立走私应税货物物品罪、走私限制进出境货物物品罪和走私禁止进出境货物物品罪。同时,在司法中充分体现对走私罪的"严中有宽"。

走私罪若干司法问题探析

走私固体废物罪与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既有区别 ,又存在法条竞合关系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不以牟利目的为构成要件 ;走私罪与受贿罪、放纵走私罪、滥用职权罪等职务犯罪关系密切 ;走私侵犯知识产权的物品构成犯罪的 ,应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论处 ;刑法第 15 4条的“保税货物”

论走私罪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因其犯罪对象包含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而给定罪、量刑带来困惑 ;牟取非法利益不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构成要件。武装掩护走私应单独成罪。走私固体废物罪应在刑法第 1 5 1条第 3款后面补充一款规定 ,并规定单独的法定刑。

走私罪的适用及立法缺陷探微

走私进口文物、贵重金属的,若国家没有相应的关税征收的规定,则不能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定罪处罚。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刑法明文规定的特殊对象以外的物品,如仿真手枪,由于没有关税征收问题,故既不能构成特殊对象的走私罪,也不能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为减少走私罪死刑的适用,除刑法第151条明文规定累计计算数额外,多次走私的,数额不应累计计算,而应采取同种数罪并罚的方式处理。一次走私几种特殊对象的物品,或者既有特殊对象,又有普通货物、物品的,不属于想像竟合,而应数罪并罚。

论走私罪认定的特殊性和规律性——以两高司法解释为背景

两高司法解释对走私罪的认定和处罚进行新的规定,从刑法角度分析可以看到走私罪在单位犯罪定罪量刑的标准、认识错误、既遂未遂和共同犯罪的认定和处理上与其他犯罪比较有特殊之处;从海关法角度分析,刑法对禁止进出口货物物品和限制进出口货物物品概念,珍贵动物、珍稀植物、古生物化石等禁止类物品概念,以及对"海关法"的理解均与海关法存在差别。走私罪认定的一般规律应分别从刑事政策、罪刑均衡、实质解释论立场、走私行为的本质、市场经济活动规律来把握。

论走私罪及其立法完善

本文在回顾我国关于走私罪的立法和司法解释之后,对现行刑法走私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做了较为深入的论述,尤其是对走私罪的客观要件做了全新的论述。文章最后对我国走私罪之刑事立法的缺陷进行了评析,并提出了完善走私罪之立法的具体构想。

论走私罪的几个特殊问题

一、间接走私行为的定性 所谓间接走私行为,又称准走私,是指刑法明文规定以走私罪论处的行为。就现行刑法而言即指第155条第1项和第2项规定的两种行为:“(1)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国家禁止进口物品的,或者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走私进口的其它货物、物品数额较大的;(2)

论我国走私罪名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我国刑法走私罪名存在名不符实、逻辑混乱、归类不当的缺陷,刑法学界提出了一罪制、两罪制和三罪制的修改建议。根据类型化的立法理念和法益保护的立法原理,以走私对象为标准的罪名设置模式应当得到坚持,但应根据保护法益对走私罪名进行整合和重新归类,使它们名至实归。

对我国刑法走私罪的共犯规定的思考

《刑法》第156条走私罪的共犯规定是注意规定而非法律拟制。对走私罪的共犯虽然要求"通谋",但是对"通谋"的解释仍然是"共同的走私故意",因此应当认为走私罪中存在片面共犯。注意规定具有排他性,不符合第156条的规定的行为人不宜认定为走私罪的共犯,排除了不作为的行为人。海关工作人员不作为、徇私舞弊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放纵走私罪而非走私罪的共犯。

论法人走私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116条、《海关法》和《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可以把法人走私罪的概念表述为:法人走私罪,是指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本单位牟取非法利益,违反海关法规,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物品进出国(边)境,逃避海关监管,以及未经海关许可私自出售持准减免税进口而无权出售的货物和物品,情节严重的行为。法人走私罪的主体是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以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法人走私罪的主观要件,对法人主体来说,是法人整体的犯罪故意即法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法人意志支配下,违反海关法规,进行走私活动的整体犯罪故意。对法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来说。

走私罪的有关问题研究

新刑法典对走私罪的规定 ,无疑有很大的进步 ,为严厉打击走私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实际情况的变化 ,立法和实践中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 ,因此应从立法技术和刑法理论的角度对走私罪的有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以期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对走私罪的正确定罪量刑。

对我国刑法走私罪共犯规定之反思

我国刑法第156条之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是实践中认定走私罪共犯的法律标准。刑法第156条之规定是法律拟制而非注意规定,其核心在于对"通谋"的认定。司法解释确立的"明知"和"多次帮助"原则分别有主观归罪和客观归罪之嫌,将走私罪共犯的认定范围不当扩大。刑法应以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和帮助犯的构成要件为依据,认定走私罪的共犯。

商业瞒骗走私罪新探

伴随着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型的犯罪,商业瞒骗走私罪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新型的罪之一。由于这一新型犯罪严重的侵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需要对它进行研究,本文认为科学主义对于这一犯罪的生成起到了决定的作用,并且基于一种社区效应需要对此罪进行立法的完善。

试论放纵走私罪的立法动因与缺陷

放纵走私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产生的,对遏制海关工作人员放纵走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从实践中看,该罪在主体构成、量刑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如犯罪主体过于局限,放纵走私罪的量刑偏轻等,有必要加以修改以维护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防止国家税款流失。

走私罪罪种划分标准的选择

针对当前走私罪罪种划分标准违背立法技术要求、导致法律适用冲突、容易造成罪刑失衡等缺陷,刑法学界提出了行为性质说和对象性质说,但这两种学说都存在缺陷。对走私罪罪种划分标准的选择应该遵循刑罚体系的内部协调、适应日益严重的犯罪形势并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走私罪罪种的划分应采行行为对象性质标准。

浅谈走私行为与走私罪的认定界限

罪与非罪的界限是走私犯罪侦查机构受案、立案的根本标准,从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来看,区分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与一般走私行为的关键在于走私行为所造成的偷逃国家应缴税额的大小,也就是从所偷逃税额的数量来衡量是否构成犯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必须是偷逃应缴税额达到五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才追究刑事责任,不足五万元的则作为走私行为按《海关法》有关规定作行政处理。但是,由于我国进出境管理及其活动的具体原因,使我们在实践中又会遇到很多始料未及的情况,而这对正确界定和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海外代购型走私罪若干问题研究

海外代购作为一种以互联网为平台的快捷型电子商务,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为了追求更多的利益,以偷逃关税为主的走私犯罪模式正在迅速增长。现有关海外代购型走私罪既遂的时间点问题,由于通关后查获难等原因,司法解释将犯罪既遂规定为:“只要在海关现场被查获的。”这一规定重视了实务上的考量,却忽略了走私罪的本质。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出发,面对不同的走私犯罪模式、行政从属性的影响,应当采取适度自由刑,并辅以罚金刑及增设资格刑对走私犯罪进行处罚,才能够真正做到不枉不纵,罚当其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