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司法认

在从境外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案件中,走私犯罪的成立不仅须有涉案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或者其制品来源于境外的证据,中间走私入境过程的证据也不能缺失。这类案件中,直接走私和间接购私的区分,应结合行为人主观犯意的内容、客观行为方式以及犯罪收益的获取三个方面综合评判。行为人既有走私行为,又有收购、运输行为,同时构成走私犯罪与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应当择一重罪论处。行为人既有走私行为,又有出售行为,同时触犯走私犯罪与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应当数罪并罚。

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疑难问题研究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非法收购、运输、出售是现阶段环境资源犯罪中适用率非常高的一类犯罪行为。但这类犯罪行为的认定在现阶段的法律体系中仍然存在疑难问题尚未解决。在了解现阶段这类犯罪存在的对死体认定标准不统一,犯罪形态存在争议性以及调查取证难的情况下,应当通过解释合理评价死体认定的标准,并且正确辨别犯罪形态准确性,以及全面搜集其他证据增强案件侦查取证技巧为解决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并为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罪名认定准确性提供支持。

基于海关案件统计(2010-2017)的中国内地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走私变化趋势分析

本文汇总了中国海关2010—2017年查获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走私案件共4686起,依案件类型及数量等方面对期间的走私形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野生动物走私案件数量整体显著下降;空运途径的个人携带走私仍较突出;象牙及其制品走私案件数量急剧下降;来源非洲的走私仍处于较高水平。为进一步遏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走私,除加强进出境邮件监管外,还应建议来源国提升执法监管能力,并深入开展国际间执法情报交流;对象牙及其制品,尤其需要更广泛的世界范围的禁令。

走私珍贵动物及珍贵动物制品犯罪的情境预防研究

走私珍贵动物及珍贵动物制品犯罪多发生在边境地区,对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生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相较于案发后补救性的惩戒措施而言,开展案发前的预防介入可以有效地降低发案率、减轻侦查压力。放眼于长远,前端预防更能迎合生态文明理念。如何在走私犯罪前期进行干预介入,开展有效的预防是立法者、执法者乃至整个社会都应当思考的问题。情境犯罪预防理论作为犯罪预防领域的重要理论在国外已经获得了较为成熟地运用,近年来我国也在进一步探索该理论的本土化发展。在对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类案件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情境犯罪预防理论的相关原理,提出此类案件侦查预防的可行性措施,在犯罪前端进行预警拦截或可成为与新形势相适应的侦查应对策略。

浅析云南走私珍贵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犯罪

近年来，野生动物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毒品和武器的第三大走私对象。云南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素有“动物王国”之美誉。全省有脊椎动物1737种，占全国总数的58．2％，奄我国公布的335种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云南就有199种，占全国总数的59．4％，其中亚洲象、野牛、绿孔雀、赤颈鹤等23种在我国仅云南独有。因此，深入研究走私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犯罪的规律、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策和措施对打击走私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云南及边境地区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非法贸易调查

对云南省的3个主要城市、7个边境一级口岸和2个缅甸边境城市及1个越南边境城市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贸易开展了实地调查.调查记录到的贸易涉及野生动物物种共46种,从种类多到少排序依次分别是兽类22种,占47.8%;爬行类19种,占41.3%;鸟类3种,占6.5%;两栖类2种,占4.3%.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9种,占物种总数的41.3%;CITES附录物种24种,占总数的52.2%.分析表明:穿山甲(Manis spp.)、亚洲象(Elephas maximus)、虎(Panthera tigris ssp.)和熊(Ursus spp.)制品贸易频次较高,其销售用途主要是药用和收藏,国内外贸易市场上均有出售,且遇见频次在国外较国内市场高.除动物制品外,非法贸易还包括穿山甲、巨蜥(Varanus salvator)和龟鳖等活体,其中穿山甲频次较高.此外,针对非保护物种的贸易有逐渐增加的趋势.根据本研究的结果,笔者建议针对不同的贸易目的分别采用引导、扶持和制定政策满足合理需求,同时加强执法、市场监管、国际合作和公众教育,从而实现对保护物种非法贸易的严格禁止和非保护物种的可持续利用.

近年我国海关野生动物走私状况分析

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海关总署官方网站公布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走私的数据,分析研究了近10余年中国野生动物走私的情况,主要包括不同年份走私案件数量变化、走私物种和用途、走私途径和地区等。研究发现,近10余年我国海关野生动物走私呈现出物种和用途多样化、走私地区相对集中及网络走私递增等特点。基于此,我们提出加大非法贸易查处力度、净化网络平台和交易环境、加强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及加强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研究等建议。

野生动物肉类及其肉制品中的旋毛虫检疫

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变 ,野生动物数量的增多 ,野生动物的旋毛虫感染率有逐渐增高的趋势。此外 ,野生动物的旋毛虫病亦有可能传播给户外散养的家猪。近年来国内外均已发生多起因食野生动物肉类引起的人体旋毛虫病爆发 ,给旋毛虫病的防治带来了新的问题。本文概述了国内外野生动物旋毛虫病的流行情况及由野生动物肉类引起的人体旋毛虫病爆发 ,提出了加强野生动物肉类及其肉制品中旋毛虫检疫的重要性 ,介绍了野生动物旋毛虫检疫时的采样部位及其肉制品 (如咸肉、火腿或香肠等 )

云南走私野生动物及制品犯罪裁判情况研究

通过分析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云南省相关裁判文书,对云南走私野生动物(制品)的情况进行基本的数据刻画,同时发现云南走私野生动物(制品)案件数据与非法收购、运输、出售野生动物(制品)案件数据,两者存在关联关系,主要表现为前一罪名的案件被分流为后一罪名予以处理。案件分流的原因有:司法机关办理案件时证据采信上过度依赖直接证据、现场证据;在涉案野生动物(制品)数量、价值相同的情况下,《刑法》第341条的处刑较第151条重;出现牵连关系时按择一重罪处。

广西野生动物非法利用和走私的种类初步调查

广西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广西成为全国野生动物贸易的集散地之一。为了解广西野生动物的走私种类及其季节性变化,作者统计了广西2007～2008年已破获的非法利用和走私野生动物案件涉及的种类及其季节性变化。结果表明2007和2008年分别查获案件54起和61起。野生动物走私和非法案件中涉及种类共有71种,隶属15目33科,其中两栖类2种,占所有种数的2.8%;爬行类27种(蜥蜴类8种、龟鳖类5种、鳄类1种、蛇类13种),占38.0%;鸟类25种,占35.2%;哺乳类17种,占23.9%。2007和2008年查获的非法利用和走私野生动物分别是56种和32种,非法利用或走私的种类主要是珍稀濒危的种类,数量大,种类多。广西的野生动物走私和非法利用需要引起关注。

对非法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入罪的思考

文章阐述了《解释》出台的背景和意义,对《解释》相关规定中"非法购买"的理解进行了法理上的解读,"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司法认定作了一定分析,针对保障《解释》实施中的问题,提出了加强对驯养繁殖、经营利用野生动物或者其制品的监督管理、加大查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的执法力度、破除饮食陋习,树立文明科学的饮食观等建议。

我国走私野生动物犯罪的现状及防控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影响下,我国走私野生动物犯罪数量逐年攀升,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已由走私野生动物的输出国转化为输入国。犯罪团伙、犯罪集团等共同犯罪逐渐成为我国走私野生动物犯罪的主要形式。为有效遏制走私野生动物犯罪,要改善林区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他们法律意识等措施,从源头上预防走私野生动物犯罪的发生,整合森林公安、海关、反洗钱等执法资源,提高预防与控制走私野生动物犯罪的效率,同时还需要加强森林公安与国外相关执法机构及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协作,以有效遏制与打击走私野生动物犯罪。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非法贸易治理策略研究

运用滚雪球方法系统地梳理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及犯罪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资料,全面地分析野生动物的法律概念界定窄且不确定、“保护”与“利用”初衷存在偏离、协同监管体制不完善等治理困境,得到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非法贸易治理遵循生物多样性规律、完善整体性保护的思路、创新非法贸易的治理举措三大治理需求,提出从重塑立法理念、科学界定野生动物概念、完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非法贸易治理体制、优化执法队伍建设体制等治理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非法贸易的建议。

对广西森林公安打击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犯罪工作的思考

为了使教学工作贴近森林公安一线，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公安局的精心安排下，笔者所在课题组深入崇左、凭祥、龙州、防城港、北海、钦州等地的林区及森林公安局，针对森林公安打击野生动物犯罪执法状况开展了为期10天的调研。

未经批准拍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行为定性问题探讨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地特别是大中城市兴起一股收藏热。在这当中，由象牙、犀牛角雕刻而成的工艺品成为重要的收藏品种。《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实施已有20多年，普通公众具备了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基本法律常识，能够认识到通过私下交易渠道买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但对于公开拍卖象牙、犀牛角等雕刻品的行为，特别是对于拍卖对象属于“文物”且经过文物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拍卖行为，不仅普通公众，甚至许多执法人员在认识上还存在一定误区，有必要通过讨论加以明确。

非法偷猎、走私野生动物案件的现场勘查

近年来,面对国内非法偷猎、走私野生动物刑事案件增幅较大的现状,如何提高案件现场勘查水平是我国森林公安机关必须解决的最迫切的问题。由于野生动物案件现场勘查的对象不同,在证据固定的方法上有其特殊性,因此,需要制定必备的技术操作规范。通过对现场勘查、物证提取和保存等关键环节的研究,提出可作为重要参考依据的技术标准。

新疆涉及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案值鉴定、评估中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2016年7月2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野生动物保护法》),已于2017 年1 月1 日起施行。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保护野生动物,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体现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细化落实,同时也体现了国家立法层面的与时俱进。对野生动物实行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对培育公民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对新法的学习和多年新疆涉案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案值司法鉴定、评估的工作的实践,提出一些在涉案野生动物案值鉴定、评估中存在的问题和思考。

未自然分布于我国的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价值认定问题研究

未自然分布于我国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价值认定是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类犯罪案件中备受争议的内容,具体涉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Ⅰ、Ⅱ物种直接平移为国内一、二级保护动物管理的级别核准方式、参照同种国内保护动物核定价值时出现的交叉核定困境,以及确认涉案价值所依据的价格鉴定结果迥异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碍于将有限的执法资源用于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种群,也不必要地加重了对被告人的刑事处罚。为此,需要通过人工核准、就低原则的普遍适用等措施,保障价值认定过程的正当性,在坚持罪责刑相适应的基础上保护生物多样性。

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国濒危野生动物走私形势研判与对策思考

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濒危野生动物走私犯罪已上升到威胁国家生态安全的高度,从构筑国家"公共安全体系"、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防止濒危动物制品成为"腐败货币"的角度,分析研判我国濒危野生动物走私的严峻形势,指出海关打私工作应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坚守"国门之盾",采取三大对策,切实维护国家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谋求生态安全和贸易便利的双赢局面。

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证明方法研究

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在主观方面、客观行为、物证同一性和鉴定资质等方面存在证明困难。主观方面,检察机关可以引导侦查机关多方面搜集间接证据,形成证据链。客观行为方面,检察官需要运用证明方法将犯罪过程用证据加以固定。物证同一方面,现场勘查时需要按照标准程序进行,野生动物物证的提取、包装及保存,必须保证检材纯洁性。鉴定资质方面,野生动植物鉴定一般在森林公安鉴定中心进行,公安机关内部鉴定机构目前仍由公安机关自行审核管理并向社会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