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朝鲜赴京使臣的异国记忆与国家观认知

明代朝鲜赴京使臣在北京停留时间久,活动内容丰富,形成的历史记忆被以使臣日记和文集的方式记载下来,中国官方文献及记录赴京使臣的现存文本成为研究当时中朝关系的重要参照。对朝鲜使臣在北京的活动考察,一方面可以认识朝鲜王朝"中华"认同的形成与固化过程;另一方面也可了解朝鲜与明朝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各具特色的国家观。新的国家观认知需要超越传统的东亚秩序模式及以朝贡体制模式为主的东亚国际关系建构,由此,以"中华"认同路径解释明清时期东亚国际关系的理路成为一种可能。

朝鲜前期赴京朝天使臣违禁贸易之再认识

朝鲜王朝前期,与明朝间贸易形态多样化,双方在使臣往来过程中,有政府主导和认可的朝贡贸易及使臣贸易,也有被政府禁止的各种贸易方式,一般被称为“违禁”贸易。其中被禁止的贸易物品主要包括明朝政府禁止的军需用品和朝鲜国内稀缺的珍奇土物山货,违禁贸易不仅交易品数量巨大、参与者身份复杂,而且朝鲜王朝政府也是外紧内松给予很多支持。

朝鲜西学初期传入的特征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17世纪初 ,随着东西文化的交流 ,汉译西学书流入朝鲜 ,它对朝鲜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 ,即由前期赴京使臣传入的汉译西学书对传统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冲击 ,导致近代朝鲜出现多元文化并推进了朝鲜近代化的进程。

19世纪朝鲜赴京使行考

清雍正朝后,随着清朝与朝鲜关系的稳定,朝鲜赴京使臣的基本事宜,如贡路、使行次数、驻京朝鲜馆舍等已成为定例。虽然19世纪是从"传统的朝贡体系"向"近代条约体系"转变的时代,但朝贡使臣的相关事务却基本不变。本文简述19世纪朝鲜赴京使臣的相关规定及使臣的基本概况,包括使行名目与出使目的、赴京使团的人员构成与职责、及从朝鲜到北京的使行路线等内容。

“盛极又衰”的圆明园——以朝鲜使臣的圆明园经验为中心

本文以朝鲜使臣的圆明园经验为主,探讨朝鲜士人圆明园印象的演变,同时分析圆明园由盛至衰的过程对朝鲜的影响。乾隆四十七年之前,朝鲜使臣未能亲眼目睹圆明园辉煌的一面,仅凭自己所持有的"小中华"意识以及儒家的观念,将圆明园视为"阿房"一样的皇帝娱游之地。而从乾隆四十七年开始,他们参加圆明园的礼仪活动,亲眼目睹圆明园宴会的辉煌,感受到了当时的乾隆盛世,此前"游戏之所"的印象被打破,并从圆明园中看到了"太平文物之盛"。但到了咸丰十年,圆明园遭到英法联军毁坏,昔日朝鲜使臣眼中盛世象征的圆明园已呈现出衰象。

中西音乐交流成果的东部延伸--17至19世纪朝鲜半岛西洋音乐输入

17至19世纪,西洋音乐随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明清西乐文化。这期间,在朝贡制度促动下,朝鲜经常派遣使臣赴京纳贡,接触前所未见的西洋音乐。他们了解西洋乐器构造、发声原理,观看西洋音乐表演,书写西乐见闻录,还将《律吕正义·续篇》等汉文版西乐书籍带回国。传入朝鲜的西洋音乐仍采用中国文化予以建构,现实的"中国"虽缺席,历史上的"中国"却一直在场。通过周边看中国,不仅有助于了解其与朝鲜音乐发展的关系,还可管窥西方传教士"以中国为核心辐射四周"的音乐传播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