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树理小说的人生仪礼书写

赵树理的小说乡土气息浓郁,蕴含着丰富的民俗资源。作家能够深入民间话语系统,在讲述农民故事的同时,呈现了与农民一生息息相关的人生仪礼,主要涉及人生仪礼中的婚礼和葬礼。赵树理小说中的婚礼描写展现了封建婚姻对人的毒害和进步女性追求婚姻自由、勇敢抗争的两个面向,表现了婚礼中新思想与旧思想的激烈对抗;葬礼描写展现了在丧礼费用和高利贷盘剥下农民的惨状,并呈现了一场特殊葬礼的民俗价值。在时代潮流、社会变革、乡村社区的背景下,婚礼和葬礼犹如两个相对稳定的横截面,沉淀着民众世代传承的情绪,也凸显出要求变革的现代精神。

赵树理小说中农民形象的独特性

“山药蛋派”代表作家赵树理,以其对乡村变革时代背景下的“三农”问题的描述,塑造了一大批敢于接受新事物,革命意识逐渐觉醒的新一代独特农民形象,让读者领略农村的真实面貌,体会特定时代背景下农民的挣扎和斗争,感受他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向往。

赵树理小说的农村想象

赵树理小说“农村想象”的特殊之处,在于保持农村内容的完整和因阶级意识而造成的农村分裂之间的矛盾。赵树理采取温和方式处理这种矛盾,使之不同于居主流地位的柳青的“农村想象”。

韧性坚守与“小调”介入——赵树理小说再分析

现代小说史上,赵树理热衷于对传统戏剧,以及传统评书、鼓词等曲艺形式加以利用和改造,努力在自己小说中实现传统因素和启蒙精神结合。这种体现了五四传统、以平等自由态度对待小说艺术的作家情怀,却往往遭到新文化人的误解和打击。但在激进、专断、容不得不同艺术见解的时代潮流中,赵树理韧性的坚守,却是对启蒙精神能够在本土获得接受最有力的证明。

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本土转化

无论是40—70年代,还是80年代至今,对赵树理小说评价的差异主要源自于对文学"现代性"的不同理解。赵树理小说反映出的现代性问题并不单是五四文学现代性中的问题,也不单是毛泽东《讲话》影响下的解放区文学、50—60年代当代文学现代性中的问题,而应是中国小说现代转变中的现代性问题。赵树理小说是在对中国小说艺术传统资源的现代择取和转化中,在对五四启蒙价值的继承和在对农民现实生存问题的关注、对乡村本位价值立场的坚守中,实现了中国小说的现代性本土转化。

晋东南的乡村政治风情——也谈赵树理小说的地域特色

赵树理小说创作是和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同步展开的,他以一个亲历者的心态,将深藏于山村中国农民内心的、在革命形势影响下本能生成的欲望引导出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有着鲜明晋东南山地文化特色的政治风情小说。

论赵树理小说中的权力—文化关系

赵树理的小说是对20世纪30、40年代封建宗法制度下乡村生活的文化表现,其中隐喻着一直伴随着中国现代化里程的,尤在乡村社会显现深刻的权力—文化关系。这种权力—文化关系在“敲钟”与“上供”的宗教仲裁、“捉奸”与“名声”的道德指任,以及“老槐树文化”与“神仙文化”的自足性补偿等三个方面展开,精警地揭示了专制与权力怎样以世俗宗教的形式框囿了农民的物质生存形态与精神生存样式,并转而以文化和传统的名义让他们对之默认与遵从。在“三农问题”日益引起世人关注的今天,60年前赵树理小说对乡村生活的惊人体察,仍让人佩叹不已,这是赵树理小说的当代意义。

论赵树理小说人物的戏曲丑角化

从戏曲丑角的造型、表演、脸谱等艺术特征和审美思维入手,重新阐释赵树理小说中丑角系列的落后人物是很有意义的。赵树理成功地引入"彩旦"、"方巾丑"等地方戏曲中丑行的角色特征与功能,使他的《小二黑结婚》等小说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独特的喜剧效果;同时,戏曲资源的引入,也使之与现代小说规范形成独特的紧张关系。

高校社科类选修课之探究—讨论型教学模式——以“赵树理小说专题研究”为例

以“赵树理小说专题研究”为例，论述了高校社科类选修课教学的探究一讨论型教学模式。探究．讨论型教学模式，由探究与讨论两个教学阶段组成，探究阶段包含教师的讲授式教学、学生的探究性自学两项教学任务；讨论阶段包含学生（或小组代表）的陈述、课堂讨论两项教学任务。实践证明，高校社科类选修课实施探究．讨论型教学模式，能较好地摒弃灌输式教学的弊端，提高学生自学、探究问题、语言表达等方面能力。

赵树理小说动词重叠式考察分析

赵树理小说动词重叠式考察分析●李敬国现代汉语动词常常可以重叠使用，这是一种重要的语法现象。长期以来，有不少语法学者撰文对这一现象进行讨论分析，但是，至今在学术界还有许多认识上的分歧：动词重叠式包括哪些形式？动词重叠式是动词的变形形态还是动量组合？动词...

对通俗的自觉追求与实践——赵树理小说叙事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独特价值

小说创作的终极目的在于与读者的交流,通俗才是小说的本质特征。赵树理小说叙事是一种自觉地和它的读者进行叙事交流的创作活动,努力和隐含读者进行有效的叙事沟通是其创作原则。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赵树理小说终于实现了"五四"以来一直倡导但终究没有实现的文艺大众化。赵树理小说对通俗的自觉追求和实践超越了"五四"小说,还原了小说通俗的本质特征,从而对我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纠偏作用。我认为,这一点正是赵树理小说叙事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独特价值。

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村社会隐喻系统

以完整自足的乡村社会隐喻系统为参照,对赵树理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进行细致的叙事学分析,可以发现赵树理将"农民生存"与"农村革命"两种话语形式糅合在一起互动互融的内在理路。此举并不仅仅是以社会变迁直接验证文学流变,而是力图从小说艺术发展中透视某些社会变迁在文学领域的再现或表现,以及某些文化因子的变化,使小说内部与外部的阐释得以契合相通,进而探寻赵树理笔下"农民中国"图景的特殊内涵。

大众化叙事策略与可说性的文本——学术界关于赵树理小说创作的一种解读

赵树理的小说以民族化、大众化的形式,赢得普通民众读者的欢迎。建国后,人们就是在此基础上对赵树理“大众化”和“民族内容”、“民族形式”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深化。近年来,西方叙事学理论成为学人研究赵树理小说中颇为看好的一种新角度和新方法,并且取得突破性进展。

试论赵树理小说的情节特征

赵树理小说的独特之处,不是其"口头与文字之间"的语言,或是"传统和现代的融合"的体式,而是它情节的流淌式和典型性,是它朴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它的理性色彩。这种情节样式和我国同时代的著名小说相似,更与西方小说相似,但又与它们不同。与什么都相像,又什么也不是,这正好就是它。这样的情节样式,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因而,赵树理小说的重要地位,无可推翻,也无可替代。

规避与超越:汪曾祺与赵树理小说模式

50年代的汪曾祺因《说说唱唱》与赵树理共事相处五年,对赵树理其人其作不可谓不熟悉。赵树理小说模式对他的创作产生潜在影响。汪曾祺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艺术形式上对赵树理小说模式进行了规避与超越,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八九十年代与众不同、成就显著的汪曾祺。

论赵树理小说的戏剧性

由作家的创作动机和审美趣味所决定，赵树理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戏剧化特色。语言的舞台性与动作性、情节的戏剧化冲突、故事结构的戏剧情境化等，均表现出戏剧因素的深刻影响与渗透。

赵树理小说中的反讽艺术

反讽是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法和文学批评概念,它包括言语反讽、情境反讽、结构反讽等不同的形式。赵树理的小说无论在言语层面,还是在小说情境与小说结构上,都具有反讽艺术的特点。在此以赵树理具有代表性的小说为例,分析他小说里的反讽艺术,企图从这一的视角打开展示赵树理小说艺术魅力的另一个视窗。

民间文化艺术元素在赵树理小说中的展现

凭借描绘山西晋阳农村生活的小说,赵树理被视作现代中国小说作家中最重要的乡土作家之一。在其乡土小说中,赵树理描绘了山西农村的自然景观、农民的生存状态和乡村的民俗风情,刻画了一系列较为生动的底层民众形象,真实地反映了正在进行的农村革命和民族战争;同时具有浓郁的民间文化特色的艺术形式,使其作品毫无障碍地走向了民间,发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其小说的艺术风格具体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民间的风俗人情,民间特有的审美情趣以及民俗化的方言口语。正是这种自觉的运用民间文化艺术元素的手法,使得赵树理对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与多元性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论赵树理小说的乡村文化建构

赵树理具有自觉强烈的乡村文化服务意识,其小说始终以农民为服务对象,于特定时代的乡村文化中挖掘问题,最终通过农民对文学作品的有效阅读,试图建构一种新型的乡村文化形态。这是一种规范性文化,为乡村提供了一整套公共规则、乡规民约和道德标尺,从而使得乡村成为一个富有意义的社会场域。这正体现了赵树理对和谐的乡村政治文化的乐观性建构,也使得其小说创作对当下文学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产生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