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与情的变奏及其困境:论赵树理小说中的伦理叙事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问题、婆婆与儿媳的关系问题、传统宗族社会与现代“新社会”之间伦理秩序的调整问题构成了赵树理小说伦理叙事的三个层面。赵树理的叙事试图弥合“理”与“情”、政治公义与民间伦理道德之间的裂隙,尝试建构一种“合情合理”的新型乡村伦理秩序。以“理”节“情”的叙事思维,暗示着赵树理在农民情感与干部立场之间的徘徊姿态,这使得他的“问题小说”本身易为“问题”所缠绕,限制了他对更具深度的“问题”的思考与探索。随着“理”与“情”的矛盾日渐凸显,赵树理小说内在的叙事困境也不断加剧。

论赵树理小说的人生仪礼书写

赵树理的小说乡土气息浓郁,蕴含着丰富的民俗资源。作家能够深入民间话语系统,在讲述农民故事的同时,呈现了与农民一生息息相关的人生仪礼,主要涉及人生仪礼中的婚礼和葬礼。赵树理小说中的婚礼描写展现了封建婚姻对人的毒害和进步女性追求婚姻自由、勇敢抗争的两个面向,表现了婚礼中新思想与旧思想的激烈对抗;葬礼描写展现了在丧礼费用和高利贷盘剥下农民的惨状,并呈现了一场特殊葬礼的民俗价值。在时代潮流、社会变革、乡村社区的背景下,婚礼和葬礼犹如两个相对稳定的横截面,沉淀着民众世代传承的情绪,也凸显出要求变革的现代精神。

赵树理小说中农民形象的独特性

“山药蛋派”代表作家赵树理,以其对乡村变革时代背景下的“三农”问题的描述,塑造了一大批敢于接受新事物,革命意识逐渐觉醒的新一代独特农民形象,让读者领略农村的真实面貌,体会特定时代背景下农民的挣扎和斗争,感受他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向往。

高校社科类选修课之探究—讨论型教学模式——以“赵树理小说专题研究”为例

以“赵树理小说专题研究”为例，论述了高校社科类选修课教学的探究一讨论型教学模式。探究．讨论型教学模式，由探究与讨论两个教学阶段组成，探究阶段包含教师的讲授式教学、学生的探究性自学两项教学任务；讨论阶段包含学生（或小组代表）的陈述、课堂讨论两项教学任务。实践证明，高校社科类选修课实施探究．讨论型教学模式，能较好地摒弃灌输式教学的弊端，提高学生自学、探究问题、语言表达等方面能力。

“破局者”赵树理——论赵树理对中国乡土小说的革新与发展

乡土小说是指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由鲁迅开创,后经发展形成不同派别,但大多数乡土小说作者总是以局外人的眼光来看待农村。赵树理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固有模式,他从农民的视角出发,展现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本文尝试从中国乡土小说的发展与时代精神的关系出发,探讨赵树理乡土小说模式形成的原因及其后续发展。

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民形象研究

赵树理以其对农村生活和农民心理的真切深入的理解以及从生活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艺术原则,塑造了新一代的农民形象。鲁迅式的原始、愚昧、麻木的农民形象被健康、硬朗的农民形象所取代,农民从被批判、被改造的对象转而成为革命的中心、纯洁人性的来源地。笔者就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民形象进行了简单的总结与分析。

赵树理小说中的比喻研究

"喻深以浅"、"喻难以易",这是比喻的魅力所在。赵树理小说中的比喻运用别出炉锤,把比喻使用到了极致,为文学的大众化开辟了全新的道路。文章以赵树理的《赵树理文集》1、2、3卷为研究范围,对其小说中的比喻进行研究探讨,以加深对比喻修辞艺术的理解,提高使用比喻的能力。

赵树理小说创作对读者的预设研究

赵树理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一生都在真诚“写农民”和“为农民而写”,全心全意将农民预设为读者对象。事实上,赵树理小说预设的读者未必都是农民,实际的读者远远超过预设的读者,小说受欢迎的程度大大超出作家本人的预料。喜欢赵树理小说的读者,不仅有他预设的初通文墨的读者和不通文墨的听者,还有大量不同阶层的群体。因此,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不得不面临实际读者和预设读者的“间隙”与错位。

鲁迅与赵树理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比较研究

鲁迅和赵树理是现代文学史上两位有独特风格和重大贡献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农村题材的创作上堪称两座高峰。他们的创作有共同的地方和前传后承之处,代表了各自时期现实主义创作的水平,但在基本视角、总的归趋走向及具体艺术特征等方面都存在一些令人深思的差异。本文试从史的纵向把握上,对两人现实主义小说创作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得到一些可资今天借鉴和思考的启示。

鲁迅、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之反向互补特性

运用对比方法,探讨鲁迅、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之反向互补特性,认为创作立场、创作目的、时代环境、个性才情等因素之差异,鲁迅、赵树理笔下的农村题材小说呈现出鲜明的反向互补特性:前者旨在救赎灵魂,后者重在观照问题;前者力求洋为中用,后者刻意古为今用;前者为形而上的描神,后者是形而下的画形;前者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悲剧色彩,后者洋溢出扑面而来的喜剧情调。鲁迅、赵树理所创作的农村题材小说可谓是物之两面,反向互补,异曲同工。

《盘龙峪》:赵树理小说艺术民族化的初步尝试

1935年赵树理发表小说《盘龙峪》,一方面反拨"五四"以来小说过于西化的偏颇方向,一方面自觉借鉴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资源。在类似"珠练式"、"珠花式"的结构,"包罗万象"式的描写,对民间文化中自在生命气息的呈现等方面,《盘龙峪》显现了赵树理对小说艺术民族化的初步尝试。这种尝试提前开启了毛泽东"民族形式"文艺的创作实践,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自我调整路向。

赵树理、高晓声农村题材小说之异趣

因创作立场、创作目的、时代环境、个性才情等因素之差异,赵树理、高晓声之农村题材小说呈现出一系列不同的创作风格,具体表现为:赵树理的小说采用的是散点透视的方法,对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予以诗意的言说,写的是凡人大事,文笔简约,风格明丽欢快;高晓声则以追踪反映的方式,致力于对农民心灵世界的探索,多为奇人奇事,善于细节描绘,风格幽默,喜中有泪。

日本学者“赵树理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日本学者把赵树理研究与战后日本知识界的战争悔恨和对中国的负罪意识相结合,与美国高压占领政策导致的赤色清洗产生共鸣,用异质的赵树理文学反省日本的中国观与亚洲观,用赵树理文学异质的现代性重建战后日本国民文学,试图拯救日本民族意识。他们的研究根源于生活和时代,反思知识分子命运,追问革命与文学的内在可能性,既面对外在严酷环境,又直面内心惨烈挣扎,在反省与批判中重建自我,在学术研究中投进整个生命的精神力量,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赵树理小说的农村想象

赵树理小说“农村想象”的特殊之处,在于保持农村内容的完整和因阶级意识而造成的农村分裂之间的矛盾。赵树理采取温和方式处理这种矛盾,使之不同于居主流地位的柳青的“农村想象”。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三种样态小说——以丁玲、赵树理、孙犁为代表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小说创作主要有三种样态:一是以丁玲为代表的五四传统的解构与重构;二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民间传统的升华与超越;三是以孙犁为代表的古典传统的承继与现代化。他们以各自不同的艺术走向参与了解放区的文学建构,反映了解放区小说创作的基本面貌。但在政治意识、阶级立场、大众话语等时代要求规范下,三者却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从文学发展史的层面对其重新考察,他们在感应和记录时代、重审传统文化、再构民族艺术、以及把长期被"病魔化"的乡村与农民还原为本真状态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也存在着如弱化文学的批判精神、消解个体生命价值、缺少艺术上的引领性和超越性等明显不足。

作家的"主体间性"与小说创作中的"间性形象"——以赵树理、孙犁的小说创作为例

本文从"主体间性"这一哲学概念入手,经由"文化移入"这一文化及文学分析概念的逻辑过渡,提出了一个在小说创作中常常遇到的现象,即由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交替使用不同的文化及文学成规,由于作家在不同的意识层面上其价值规范无法调和的矛盾,对想像性文学世界,尤其是对人物形象的创造,会导致一种分裂、间离的状态,该文将这类形象称为"间性人物"。论文选择当代两位著名作家赵树理与孙犁作为剖析与阐释的个案,对他们作为创作主体的"间性状态"及由此导致的人物形象的"间性形态"进行解析。选择分析的两个"间性人物"是"小飞蛾"(赵树理《登记》)与李佩钟(孙犁《风云初记》)。

韧性坚守与“小调”介入——赵树理小说再分析

现代小说史上,赵树理热衷于对传统戏剧,以及传统评书、鼓词等曲艺形式加以利用和改造,努力在自己小说中实现传统因素和启蒙精神结合。这种体现了五四传统、以平等自由态度对待小说艺术的作家情怀,却往往遭到新文化人的误解和打击。但在激进、专断、容不得不同艺术见解的时代潮流中,赵树理韧性的坚守,却是对启蒙精神能够在本土获得接受最有力的证明。

多元文化视域中的“价值形象”——半个世纪以来国外赵树理研究评析

国外的赵树理研究,开始于1949年,渐次形成了以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和国别为界的,以苏联、日本、美国为代表的三个板块。本文首先从纵向上考察了国外关于赵树理研究的概况,并以日本、美国和苏联为重点对象,分析了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身份差异而形成的评介特点。其次,就赵树理文学的“现代型”和“现实主义”两个方面,评析了国外赵树理研究的价值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