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烈文的知识脉络看其对于清朝灭亡的预言

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记载了同治年间自己与曾国藩的对话,并预言了清朝五十年内将亡。多数史料仅仅将其作为一个奇异之事来记载。从赵烈文的日记史料中可见,做出该预言背后的思路,其实是对当时局势的深刻洞察,以及对历史大势的把握,同时杂糅了民间佛教信仰以及民间术数的影子。由此可见以赵烈文为代表的一批中下层士人的思想取向,包括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对传统史学的了解,同时兼容佛教信仰与民间术数。这种知识结构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儒学,具有较强的实用精神。这使得他们在面对西学的时候,可以更为务实地进行学习和吸纳。

论赵烈文的政治预见

1867年6月20日,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与曾国藩谈到国家的未来时曾预言清朝在五十年内必亡。对清政府崩溃的形式和日期,以及清朝中央政权垮台后的国内形势都做出了精确的预言。赵烈文主要是从历史大势、清朝统治道德合法性的缺失、民族矛盾、清朝中央政府权威的丧失及其引发的政治危机、清朝统治集团能力等几个方面来判断清朝将五十年内崩溃。之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轨迹基本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赵烈文的预见性主要基于他对历史、现状深刻的了解和认知之上。

论湘军幕僚赵烈文日记的历史价值——以天京破城战和谶语为例

赵烈文与曾国藩、曾国荃关系密切,得以了解湘军高层机密。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所记皆为本人亲历,不仅记事翔实,而且相对客观,因此其日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历史价值。研究者往往关注了赵烈文日记中的重要史实,而忽略了其中的若干细节。赵烈文日记中的若干细节以小见大,反映了许多重要历史问题。如太平军通过观察地面草色屡破曾国荃的地道;天京城大火十之七是清军所为,大火烧了八天八夜,天王府系萧孚泗焚烧;湘军入城后为搜刮钱财而导致两广太平军多半逃脱;曾国荃不同意"止杀",导致清军入城后滥杀无辜;挖掘洪秀全尸体是为了确认洪秀全死亡;李秀成免于凌迟处死并以棺木安葬,但奏折仍报"凌迟处死"等。《能静居士日记》以赵烈文谶语而闻名。《日记》记录了李秀成的一个谶语,但是赵烈文认为不过是李秀成的"鄙俚俗说而已"。这说明赵烈文关于清王朝不出五十年的谶语有一定的偶然性。

儒而知医:晚清文士习医探究——以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为例

自宋始,文儒习医蔚然成风,至晚清,此风又炽。赵烈文对医理持辩证态度,对医术也努力探究、灵活试验,《能静居日记》亦多医术记载。文士的加入,对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尤其是医籍的校勘与整理意义重大。文士习医,在宋是“右文”“抑巫扬医”政策的推动;于晚清则是文士精神的内转。由儒医这一群体可感知晚清士人在波诡云谲的政局中救世济人之努力与探索。而《能静居日记》中所载之方药,于两百多年后的我们仍有借鉴意义。而日记中所传达出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精神,在易革变乱之际,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

赵烈文与常熟赵园建造记

常熟市赵园(今与曾园合称"曾赵园")为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园林格局呈现为山园一体、借景虞山、以水取胜的特点,在江南园林中别具一格。在中国园林史上,很少有一个园林能像赵园这样,以园主日记的形式留下如此丰富、感性的历史信息,可供后人一窥当年江南士大夫营造园林风尚。文章根据清代赵烈文《能静居日记》,考论了赵园长达22年的建造全程。

赵烈文致唐慎斋手札三十通

南京图书馆藏有《赵惠甫手札》(不分卷)一册,系赵烈文光绪年间致苏州“碑刻大王”唐慎斋手札三十通。按:赵烈文(1832—1894),字惠甫,亦字能静,江苏阳湖人(今常州),曾国藩督师江右,以币聘之,因其对战事与政局的敏锐判断,后遂成为曾氏最为倚重的机要幕僚之一,为湘军攻克金陵多有谋划。后署磁州、易州,终老常熟。

清代传禁《红楼梦》之人脉网络:从赵烈文日记谈起

赵烈文(1832—1894)的《能静居日记》中指称和珅曾进呈《红楼梦》且获乾隆帝称善,本文除溯探此说的可能源头,并尝试对该小说在清代流传或遭禁之历程有一更具体的掌握,亦重新寻求"明珠家事说"在红学中应有的定位。

赵烈文《天放楼金石跋尾》考释

《天放楼金石跋尾》是晚清藏书家和金石学家赵烈文多年玩赏和研究金石拓片的评论和总结,跋语涉及铜器铭文考释、器物源流考述、碑帖版式考辨及真伪鉴定等多个方面。其中部分金石拓片为天放楼所藏,是天放楼金石碑帖逸散后仅能窥其当年之盛的文字资料。通过考释,可见其独到眼光和深厚的鉴定功力,其中诸多观点,是长期鉴定大量古器物实践的经验总结,对今天的文物鉴定依然具有很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赵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记》的文史价值

赵烈文是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时期最为倚重的机要幕僚之一,其《能静居日记》为著名的晚清日记。本文考察他的另一部尚未披露的《落花春雨巢日记》,该日记现藏于南京图书馆,共有赵氏稿本、能静居钞本、南京图书馆钞本三个版本,而其中以能静居钞本最为完整。该日记记录咸丰二年(1852)至咸丰六年(1856)间,二十一岁至二十五岁的赵烈文的乡居生活,如最后一次赴江宁应试、太平天国兴起及与湘军在长沙、武昌、南昌等地的攻战,以及受曾国藩聘,第一次赴南康大营的始末与细节、在家乡参与绿梅庵词会的文学活动等等,内容与《能静居日记》适相衔接,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曾国藩幕僚赵烈文是个“预言家”

曾国藩的幕僚先后有100多名,很多身居高位,而赵烈文却有些另类,其人有官才却没有官瘾,虽只是个监生,却才华横溢,熟读经史,深通周易和佛学。他的见解尤其独到,对一些事情的分析预判,连曾国藩都佩服。咸丰五年(1855年)底,赵烈文入曾国藩幕府,曾国藩派他去观摩驻在樟树镇的湘勇各营。赵烈文回来后对营务提了一堆意见,还很不客气地说:“樟树营陆军营制甚懈,军气已老,恐不足恃。”曾国藩认为不过是书生大话而已。之后,赵母生病,赵烈文辞职返乡。在其临行之际,突然传来樟树镇湘勇大败的消息。从此,曾国藩对赵烈文刮目相看。

记苏州网师园主人陈儁和王曾樾——赵烈文《能静居日记》札记

苏州古典园林网师园自建园至今,数易主人,相关专著亦有详尽介绍,惟其中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园林主人均以缺少历史资料而未展开述及。本文通过《赵烈文日记》提供的线索,查阅相关文献史料,考证了该时期园林主人为陈儁和王曾樾,并对两人从宦经历、姻亲关系、家族背景及购买园林动机进行了初步梳理和分析,弥补了苏州园林史的空白。

世家传承与创伤记忆:《赵氏七世传家图》题跋探论

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为了重建江南文教传统,除了曾国藩采取的恢复科举、重开书院等直接举措之外,江南文人自身也进行了努力。作为曾国藩的重要幕僚,赵烈文是著名的毗陵赵氏家族中的成员,他重新整理、修补乾隆时期绘制的七世传家图画卷,题为《赵氏七世传家图》,邀请张裕钊、汪士铎、戴望等人撰写题咏,十数年后,缪荃孙为此图写赞序。题跋文字主要反映了晚清中下层士人的时代感受,图卷对盛世景况的追思凸显了晚清文人的创伤记忆,也反映出晚清士子面对江南儒教文化重建时的复杂心态。

要的是做事态度

咸丰五年(1855年),曾国藩坐镇南昌,急需一个谋士为自己出谋划策。来应聘的人很多,最终只有三人得到曾国藩的亲自考核,其中就有赵烈文。曾国藩给出的题目只有一个:太平军有多少人?第一个人说:“没有去查,我不知道。”曾国藩摇了摇头,说:“你可以走了。”

金陵本《船山遗书》谋刊过程考

金陵本《船山遗书》付梓的最初谋划,始自曾国藩的两位幕僚欧阳兆熊与赵烈文,而其谋刊过程及推进也历经坎坷。自咸丰十一年(1861)秋冬欧阳兆熊与赵烈文有重锓之志,至同治二年(1863)六月曾国荃允复出资,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谋划,重刻《船山遗书》方才基本落实。金陵本《船山遗书》付刊是多方合力促成。从客观条件来看,同治初年湘淮军平定江南各地,为刻书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从主观条件来看,又与欧阳兆熊、赵烈文的积极谋划以及曾国藩、曾国荃的重视支持分不开;此外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晚清理学复兴的推动,重刻《船山遗书》是晚清理学复兴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依托于晚清理学复兴的学术潮流,并推动了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晚清“奇士”周腾虎

他年轻有才,曾先后辅佐林则徐、曾国藩,被赵烈文称为"奇士";他撰文为近代中国的币制改革发出最早的呐喊,开时代之先河。可惜,他为人过于仗义,终"毁誉悠悠之口"……年少轻狂周腾虎(字韬甫,也写作弢甫)的"奇士"称号,虽然是他的内弟赵烈文封的,却得到了曾国藩等人的普遍认可。在周腾虎去世17年后,赵烈文写了一篇纪念长文《有清奇士周先生墓表》,既对周腾虎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一生进行了全面总结,又对周腾虎这个"奇人"所做的"奇事"做了生动描述。

“书生巡抚”郭嵩焘

同治六年(1867)七月初五日午后,曾国藩与心腹幕僚和弟子赵烈文聊天,不仅说郭嵩焘常常为一些鸡毛蒜皮小事与同级大僚争吵不休,而且为政不近人情,在广东搞得声名狼藉,物议沸腾,真是荒谬至极。当天的《能静居日记》详细记载了两人的谈话过程和内容:午后,曾国藩老师来久谈。

曾国藩“剿捻”: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

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二十五,曾国藩北上“剿捻”,当天从金陵(今江苏南京)出发。在日记里,他虽然喜滋滋写道,“午初出城,街上绅民设酒相送,将军等在城门相送”,但这场战争的失败早被其幕僚赵烈文所预料,因而是一场出发时就已注定失败的战争。居然完全相信刘松山的谎言因为深知湘军“锐气久滦”,已成“强弩之末”,所以这次曾国藩北上“剿捻”,只带了九干湘军,其余都是调用李鸿章的淮军。

利可共而不可独

曾国藩在湘军征战的初期,认为只要靠道义,就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不久之后他发现,原来跟随他的不少人离他而去,投奔了湘军的另一个重要首领胡林翼。于是,他问幕僚赵烈文:“众皆出我下,奈何尽归胡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