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改变起诉罪名制度的比较法分析

检察机关的起诉罪名与法院认定的罪名不一致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现行的司法解释赋予了法院直接改变起诉罪名的权力,同时为了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不被侵犯,免受"突袭式审判"之干扰,解释同时又从程序的角度对法官改变起诉罪名的权力进行了限制,平衡了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关系。但从保护人权需要的角度来解读这个司法解释,则它还有一定的待完善空间。从比较法的角度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立法进行价值考量和借鉴,可以为我们的立法完善带来一些启示和借鉴。

也谈“法院判决可以改变起诉罪名”

“法院判决改变起诉罪名”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可以或不可以所能够概括的。应当区别情况加以判断。一、人民法院不能擅自改变起诉罪名为被告人作出罪重的有罪判决。二、人民法院自己可以直接改变起诉罪名为被告人作出罪轻的有罪判决。三、刑事诉讼的职能决定了人民法院可以采纳被害人、被告人或辩护人符合事实和法律的意见 ,从而改变公诉机关的起诉罪名。

论法院直接改变起诉罪名与程序正义

一、问题的提出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经过开庭、审查核实犯罪事实和证据,发现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罪名不当,比如指控甲罪,实际上甲罪不成立而构成乙罪,是直接改判乙罪还是宣告无罪呢?1998年9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法院判决改变起诉罪名的做法不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年 6月 29日)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项规定:“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这种解释的含义,就是:公诉机关以被告人构成甲罪名向法院提起指控,并未指控被告人构成乙罪名,而法院却有权作出对被告人构成乙罪名的判决。同时,实践亦屡见法院擅自改变起诉罪名而下判的做法。笔者认为,上述解释和实践做法会产生如下弊端:

判决改变起诉罪名之我见

某基层人民法院审理一起刑事诉讼案件,在判决中却突然改变了公诉机关的起诉罪名.对此,引起了笔者一系列程序法律的思考.

从起诉效力看刑事审判中的罪名变更

与庭审方式改革相适应,现行刑事诉讼法弱化了公诉案件庭前审查的实体内容,基本上实行程序性审查,即只要符合"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法院就应当开庭。因此,检法认定罪名不一致的问题便由原来的庭前审查阶段转移到庭审阶段。

“亿霖案”定罪的法律思考

2007年8月底开始,轰动一时的"亿霖案"主要犯罪嫌疑人开始陆续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昔日"合作造林,首选亿霖"的豪言壮语,如今被认为是一场骗局。因"亿霖木业案"涉案金额高,受害人和犯罪嫌疑人多,再加上著名演员葛优对该事件的参与,这起案件被公安部门列为"迄今为止北京市最大传销案",甚至有人称之为"中国传销第一大案"。然而,尽管"亿霖木业案"在很多事实细节上体现了非法传销的一些性质,也被认为是传销大案,但对于相关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却存在很大的争议。犯罪嫌疑人到底该以何种罪名起诉?起诉罪名能否成立?对于该案件定性方面的疑问,我们特别采访了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的李肖霖律师和河南众孚律师事务所的王建胜律师,请他们对本案的定性问题作出法律分析。观点摘要:李肖霖:该案件目前已经到了审查起诉阶段,虽然还不确定最后起诉的罪名,但之前广泛猜测的主要有以下两种:合同诈骗罪、非法经营罪。通过这两个罪名的初步考量,我认为指控并不成立。王建胜:通过分析亿霖案的涉案情结来看,对于亿霖案件主犯按非法经营罪和诈骗罪追究都有可能。

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司法实践考察

变更起诉罪名之多、违法所得处理之乱以及缓刑适用率之高是私分国有资产罪在司法实践运行中所表现的三大特征。只有正确判断私分国有资产罪客观要件"私分"形式上的相对合法性、一定程度公开性以及私分国有资产者是否均为决策者和具体操作者,才能正确区分私分国有资产罪与共同贪污罪;只有将私分国有资产罪认定为自然人犯罪才能避免司法实践中违法所得处理的混乱、尴尬局面;相关司法解释的尽快出台才能有助于私分国有资产罪的规范量刑,从而保证缓刑的正确、有效适用。

贪官如何“对得起人民”？

茂名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杨光亮涉嫌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开庭审理，杨光亮对起诉罪名和事实均表示认罪。在陈述的最后阶段，杨光亮表示：“虽然我犯罪了，但是，我还是对得起茂名人民的。我发展了经济……”

2015年那些被起诉的“老虎”

2015年被起诉的落马官员情况如何？笔者梳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发布的案件信息发现，2015年，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40名原省部级以上干部，全部以“受贿罪”被立案；2015年，检察机关共对20名原省部级以上干部提起公诉，起诉罪名与立案罪名相较略有变化。这20名被提起公诉的原省部级以上干部，涉嫌罪名除均有“受贿罪”外，周永康、李春城、韩先聪3人还涉媛“滥用职权罪”，郭永祥、王永春、蒋洁敏3人还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霏”，王永春、蒋洁敏2人还涉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周永康还涉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毛小兵还涉嫌“挪用公款罪”。

“公诉事实同一性”的判断标准

在当前我国的刑事审判中,只要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变化,公诉人有权变更起诉罪名。②同时,对于因“证据不足”被判无罪的被告人,检察机关根据新的事实、证据重新起诉的,法院“应当受理”。④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过程中,保障法院依法裁判的独立性,排除对审判的干预因素,促成控辩间平等对抗等问题,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重大关切。检察机关的变更起诉以及在法院作出无罪判决之后的重新起诉,一定程度上将会对审判权及辩护权的行使造成实质性冲击。如何规范约束检察机关的变更起诉与重复起诉,具有研究的必要性。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检察机关变更起诉与重新起诉的前提是具有新的公诉事实。那么,如何判断公诉事实的同一性,便是关键所在。鉴于此,笔者拟对公诉事实同一性这一长期受到理论界忽视的问题作简明分析,又因公诉事实同一性常与诉因、刑法罪数上一罪等制度或概念混同,故笔者一并厘清。

部分共同的犯罪行为定性问题探析

对部分共同的犯罪行为该如何定性？司法实践中对此处理并不一致，具有类似情形的案件有的以共同犯罪起诉，但各被告人之间起诉罪名又并不一致，存在以共同犯罪定性，又以不同罪名评价的矛盾做法：有的就并未定性为共同犯罪，根据各被告人的具体行为确定罪名。而刑法学关于共同犯罪的理论中对此也存在争议，如“部分共同犯罪说”。哒就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同事实不同司法结果的现象，既不利于司法公信力的建立，又不利于有效地打击刑事犯罪。因此。

是否“对得起人民”，该由谁来认定？

6月21日，中共茂名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杨光亮涉嫌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检察机关起诉杨光亮的罪名是涉嫌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涉嫌受贿人民币1048余万元、港币200万元；涉案不明来源财产折合人民币3464万余元、欧元2．4万元。庭审中，杨光亮对起诉罪名和事实表示认罪，但却认为“虽然我犯罪了，但是，我还是对得起茂名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