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中的起诉主体

我国目前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的起诉主体包括社会组织、检察机关以及行政机关,从诉的利益理论出发,不宜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诉权主体扩大至公民个人,就现行适格原告的起诉顺位而言,应当采取合并艰兼顺序模式,行政机关与社会组织同处于第一顺位,检察机关作为第二顺位起诉主体,只有当前位原告未提起诉讼之时后位主体才有权行使诉权。

论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基础和起诉顺位——兼谈自然资源物权和环境权的理论要点

环境公益不同于由多个人身和财产私益所构成的环境众益,它是指环境基于其生态服务功能而提供可满足人类多种需求的自然资源和生态产品所承载的公共性利益。当下法律框架下民事制度、行政制度和诉讼制度保护环境公益的不足,为自然资源物权和环境权的创设以及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萌生了现实上的需求。环境权、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和诉讼信托理论,为环境公益诉讼提供了权利依据,奠定了理论基础。实际上,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包括公益性环境权诉讼、自然资源所有权诉讼和环境权信托诉讼三大类型。至于起诉顺位的设置,应依实体权利依据的不同而作相应安排:以自然资源所有权为基础,环保机关为第一顺位,检察机关为第二顺位,公民和环保组织为第三顺位;以环境权为基础,公民和环保组织为第一顺位,环保机关为第二顺位,检察机关为第三顺位。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认定研究

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产生伊始,理论界与实务界便产生了对原告主体资格认定的争论。《民事诉讼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在立法表达上,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认定仍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主要表现为原告资格认定范围存疑和原告起诉顺位模糊。前者系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有意留白,后者则产生于对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二者位阶关系的不同理解。现行立法仅允许省级以上消费者组织提起公益诉讼,而此范围有待拓宽。仅国家网信部门有权授予特定组织公益诉讼诉权,应从组织类型和资格条件层面上适当放宽。基于《立法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同行使立法权,因此人民检察院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不受起诉顺位的限制。

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适格原告及其顺位设计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由政策主导的一项制度,由于缺乏狭义层面的法律规定,致使行政机关作为原告主体的合法性基础欠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本质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以文义解释、目的解释方法,对相关政策文件和法律规则进行解读,并结合实践考察以观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起诉主体不应限定于《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之行政机关,还应该包括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三类原告主体的起诉顺位应根据不同的案件类型予以确定。具体而言,《若干规定》适用范围内,宜采取“行政机关优先,社会组织次之,检察机关补充”的顺位;《若干规定》适用范围外,则宜采取“行政机关、社会组织不分次序,检察机关补充”的模式。

民事公益诉讼中起诉主体顺位设置之检视

纵观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规范与实践发展,民事公益诉讼中起诉主体顺位设置存在规范不一致、顺位模糊、偏离立法目的等问题。基于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公共利益代表人和法律监督者的角色定位,民事公益诉讼中起诉主体顺位设置不能一味强调检察权行使的谦抑性。应建立多层次、多维度的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顺位体系,取消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诉前公告程序,避免对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诉权的不当限制。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制度检视与优化路径——基于100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大数据”时代下,如何有效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引入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有利于弥补既有规制模式之不足,对强化个人信息保护、维护公共利益极有裨益。但是,检视相应制度规范和实践案例,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仍存在起诉顺位错乱、起诉主体单一、赔偿责任适用混乱之问题。要以法律解释与制度供给为进路,确立“社会组织优先、检察机关后备”的起诉顺位、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参与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明确适用损害赔偿责任和惩罚性赔偿之合法性并对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作出严格限制规定,以期制度臻于完善。

海洋环境公益诉讼三题——基于《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2款的解释论展开

从文本上来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已基本建立,但其中涉及海洋生态环境污染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在实践运行中却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由于对立法原意理解出现偏差及部分法间衔接不到位,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在操作中陷入多重困境:一是如何寻找规范依据;二是如何安排适格主体起诉顺位;三是如何确定损害数额和赔偿数额。上述问题的解决还需从准确解读《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2款出发,通过体系解释的方法探寻该条规定与其他涉及环境保护的部门法间的联系,使之有效衔接,减少、化解诉讼中的障碍,保障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落实和发展。

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衔接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后出现的新型诉讼类型,两者在法理基础、起诉主体、诉讼程序、诉讼标的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两者的起诉对象均是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行为人,同时,由于两者之间高度契合的适用范围、同一的制度目的和程序监督功能,使得两者之间的同一性特征愈发明显。法学理论界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性质认识不一,司法实务界对如何正确处理“两诉”的做法也不统一。衔接和协调好“两诉”应以赔偿权利人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为第一顺位,以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第二顺位,以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第三顺位,同时对管辖问题在法律层面进行统一规制。

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立法思考——以2018年《检察公益诉讼解释》为对照的分析

2018年10月修订的《检察院组织法》第二十条将提起公益诉讼作为检察机关的职能。2018年4月颁布的《英烈保护法》基于公益维护之必要,将英烈人格权益纠纷纳入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之逻辑,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立法不得以创设新型实体权利僭越民事公益诉讼原有受案范围之界限。因《英烈保护法》赋予检察机关直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利",检察机关对"公共利益"的认定须遵从具体标准而不可泛化。否则,将存在以公益维护的名义限制公民合法言论自由之虞。基于司法救济谦抑性原则,立法更应明确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的启动须以穷尽除刑罚外一切救济手段为前提。

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之起诉主体——兼论《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之不足及完善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确立了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但对起诉主体范围之界定不够科学,且未对起诉主体顺位作出安排。在起诉主体范围方面,检察院在个人信息权益保护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应予以保留;“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过于狭窄,其他旨在保护个人信息公共利益的社会组织也应享有起诉资格,从立法协调性角度考虑并与首次确定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民诉法》第58条第1款保持一致,应将“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改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作为行政机关的国家网信部门不适宜提起诉讼,也不拥有确定起诉主体之权力,故应删除“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之表述。在起诉主体顺位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将检察院列于首位,这一做法与《民诉法》第58条以及《检察公益诉讼解释》第13条之规定不符,也与检察实践之具体做法相悖;应遵循检察谦抑性之要求,坚持“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第一顺位、检察院第二顺位之起诉主体安排;且检察院在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之前均应履行诉前公告程序;在独立的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之间,检察院应作何选择或会作何选择,值得关注。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司法衔接的制度省思及路径协调

关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学界主要有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理论和行政机关环境监管职责理论之争,以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理论为主导的民事性质说在制度运行上存在一定的逻辑障碍,而行政机关环境监管职责理论更符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在赔偿磋商与司法衔接的过程中,磋商协议的司法确认存在与司法确认本质相背离的问题,磋商未果之时,损害赔偿之诉与公益诉讼存在起诉顺位冲突的问题。在《民法典》正式实施的背景下,做好磋商制度与司法的衔接,需要完善执行效力来源和两诉衔接的制度规范。

个人信息保护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与实施进路

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作为私法、监管、刑事制裁的重要补充,承担着保护不特定多数人的个人信息权益的重要功能与作用。“国家辅助性理论”是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之一。如何界定“公共利益”这一典型的不确定法律概念,是公益诉讼的核心。在已有实践中,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虽然已实现一定公益诉讼目标,但仍存在自身定位模糊、受案范围较为局限等问题,故此应进一步拓展关于敏感个人信息保护、可能引发数据风险的违法个人信息处理以及未成年、老年人等重点群体领域的公益诉讼。在《检察公益诉讼法》呼之欲出之际,检察公益诉讼应在自身定位、公共利益的识别与发现、取证优势、起诉顺位、特殊群体的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再梳理,进而更好保护不特定多数人的个人信息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