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义务的道德到超义务的道德——重审学校德育的层次性

道德有义务的道德和超义务的道德之分。义务的道德是个体必须履行的道德方面的责任,不履行必会遭到谴责;超义务的道德则是个体根据情境作出的高尚选择,不履行可以得到理解或谅解。在学校德育中,以义务的道德为起点进入超义务的道德,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其切合德性伦理学的指向,符合儿童道德判断发展的规律,也适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追求。走向超义务道德的教育路径在于:在完整的道德叙事情节中理性地传递道德美德,在冲突的道德情境中促进个体道德判断的发展,在道德实践中确保超义务道德的德性追求。

超义务的可能性

根据通常的定义,超义务行为是具备道德价值但同时是非义务性的行为。超义务概念面临两个困难:(1)“价值溢出难题”:超出义务的价值是什么?(2)“道德榜样难题”:为什么高尚者往往认为他们的超义务之举是义务性的?文章旨在回应这两个挑战,从而阐明超义务的可能性。针对价值溢出难题,作者在理清义务、理由、价值等概念的基础上指出,超义务之举溢出于义务的价值源于主体品性的价值。针对道德榜样难题,作者首先区分了道德形而上学和道德决策两个评价维度;进而论证,主体可以合理地(道德决策维度)把非义务性的行为(道德形而上学维度)视作义务。

容纳“超义务”概念的美德伦理学进路:从降低标准到考验美德

厄姆森在1958年发表的开创性论文《圣人与英雄》引起了道德哲学界关于超义务行为的热烈讨论。所谓超义务行为,就是超越义务要求"之上"或"之外"的行为。一般认为,不讨论义务概念的美德伦理学不会与超义务有交集。但一些尝试在美德伦理学的框架内容纳超义务的努力越来越表明:超义务不仅是个道义论概念,也是一个与美德相关的概念。超越寻常道德义务的超义务实际上表现了一种真正的德性上的坚毅与卓越。文章对美德伦理学能否容纳超义务的质疑和挑战一一做了回应,认为降低标准的解释路径是消极的且并不成功。相比之下,赫斯特豪斯提出的"考验美德"的超义务标准是目前最有力的辩护。它对超义务的理解不仅符合日常道德直觉,也能更好地解释日常道德现象与行动者的道德心理。

论“超WTO义务”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影响——以“美欧墨诉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争端案”为样本

历时两年半的"美欧墨诉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争端案"以中国失利告终。WTO争端解决机构裁定中国对铝土、焦炭等9种原材料采取的出口限制措施不符合WTO规则,同时不能援引GATT第20条的相关条款豁免。在此次争端中,中国"入世"时在《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书》中做出的特殊承诺,以及GATT第20条对中国"入世"文件的可适用性成为案件的焦点。与此前中国涉及"超WTO义务"的争端相比,"原材料案"不仅首次涉及出口税问题,而且涉及的产品范围更广,"超WTO义务"的解释问题在整个争端中处于更核心的地位。

论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的“超TRIPS”义务新实践

后TRIPS时代,美欧强势推行"超TRIPS"知识产权规则,学界多持批判态度。中国新近与若干较发达国家间缔结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知识产权章,则呈现出对超TRIPS义务的逐步接受趋势,突出体现在所并入的国际公约、权利保护类型、邻接权保护标准、电子和数字技术应用、执行措施等方面。外部动因与内部动因导致了中国对超TRIPS义务的态度嬗变,而自身条件变化这一内因是其根本原因。在当前国内重视创新驱动、对外推行"一带一路"战略的新形势下,中国对超TRIPS义务应具体鉴别,为我所用,以加强国际经贸规则的中国话语权,推进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形成。

从道德义务到超义务:农村民间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的伦理转向

民间互助养老本质上是老年人基于伦理道德而开展的助老利他行为。传统社会中农村民间互助的伦理原则源自道德义务。道德义务具有自律性、规训性、差等性等特点。以道德义务为原则的互助养老主要发生在具有血缘关系、拟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老年群体中。当下,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以道德义务为原则的民间互助养老面临着儒家伦理约束式微、家庭结构变迁、家庭权力关系转移、个体利益认知转变等因素所带来的挑战。民间互助养老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动员更多的老年人积极参与其中,这就要求民间互助养老的伦理基础转向超义务。以超义务为伦理原则的民间互助养老有助于扩大互助养老主体,能够与家庭养老实现优势互补,能够激发老年人积极参与老龄社会建设以及有助于形成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氛围。应从老年人、社会、政府三方入手,协同支持发展以超义务为伦理原则的互助养老,从而促使更多的农村老年人参与其中。

中国承担的“超WTO义务”及其对WTO法律制度的影响

中国在法治、市场经济、投资自由化等方面承担的“超WTO义务”对WTO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填补了WTO法律制度的空白,为WTO规则和贸易自由化设立了新的标准;另一方面,它破坏了WTO的法治理念和行为规则的统一性,制约了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运转。“超WTO义务”与以法治为基础的WTO法律制度是格格不入的。

论孝养义务的伦理基础

孝养义务是指成年子女对父母所具有的照料、陪伴及满足合理需求的道德义务。就其伦理基础而言,一种主流的观点是感恩理论,即认为,子女应该孝敬赡养父母是因为父母对子女有生养之恩。然而,这一观点面临诸多挑战。感恩理论总的说来是基于“生养有利论”:把一个人生下来并(或)把这个人抚养长大是有利(benefit)于这个人的。正因为子女从父母那里得了利,而且是很大的利,所以才应该感恩回报父母。针对这一观点的批评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一个婴儿来说,被父母生下来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算是得利。另一方面,感恩义务的来源是超义务的行为,而抚养子女是父母应尽的道德义务。父母仅仅是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子女不需要因此感恩父母。如果,“生”不算是利,“养”又是父母的道德责任而无需被感恩,那么,子女似乎不必对父母具有孝养义务。面对上述挑战,本文尝试对感恩理论进行修正:子女的孝养义务源于父母的抚养之恩,但并不是所有抚养行为都应该被感恩。只有超出抚养义务要求的行为才值得子女感恩,也才是子女孝养义务的来源。

WTO环境保护例外对出口税义务的适用

普遍取消出口税是中国在《加入议定书》中所承担的超WTO义务。中国原材料案和中国稀土案都涉及到WTO环境保护例外对出口税义务的适用问题。原材料案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不适用分析存在诸多问题。在稀土案中,出口税措施与环境保护有密切、真实的联系,与中国的贸易管理也有可辨的、客观的联系,如果全面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规定的诸解释要素,会导向可适用的结论。而超WTO义务本身是违反WTO的平等价值及作为其体现的非歧视原则和互惠原则的,将出口税义务排除在环境保护例外之外将大大加剧其歧视性。

人防工程产权归属问题浅析

结合民用建筑修建的防空地下工程产权如何界定问题,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文章对此进行了阐述,以期对大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GATT“一般例外”对我国入世议定书的适用性分析

我国在入世议定书中做出的承诺,包含了在WTO项下应当承担的义务,也包含了WTO条约之外的"超WTO义务"。但WTO条约与我国入世议定书中都没有规定GATT例外可否适用于我国入世议定书。在我国应诉的汽车零件案与市场准入案中,DSB创造了相关的规则:当我国入世议定书中的承诺与GATT条文重合时,无需另行讨论"适用问题";当涉诉问题为我国承担的"超WTO义务"时,应当考量该义务与货物贸易之间是否存在清晰、客观的联系,以及拒绝适用GATT例外是否会侵犯我国在GATT项下的权利。在我国正在应诉的稀有资源出口限制争端中,我国又将面临"适用问题"。我国应当将涉案措施合理分类,科学采用诉讼策略。这不仅有利于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也将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积极影响。

入世议定书的法律性质和效力

基于“条约契约论”的基本法理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条约是缔约各方在“自由同意”基础上的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对于“自由同意”给予了非常严格的保护，但对于“意思表示一致”如何达成的规定却非常宽松。从条约缔结程序来看，入世议定书是新成员与WTO既有成员之间达成的一份“商业合同”，并构成了对《WTO协定》事实上的“修正”；入世议定书与WTO多边贸易协定之间的关系应以“统一”为原则、以“冲突”为例外；约文谈判过程的记录对于澄清入世议定书项下权利义务之通常含义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加入议定书》研究的两个十年——兼论加入议定书的强制执行性等问题

2001年中国入世后,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加入议定书及"加入WTO法"进行了比较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在2011年的原材料案裁决之后,国内外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尤其体现为对加入议定书法律地位等根本性问题的反思。中国的加入议定书包含了大量特殊义务,中国迄今作为当事方的WTO争端有半数以上与议定书条款有关,因此进一步深化加入议定书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文就议定书研究的方法论提出了建议,并就加入议定书的"间接适用论"以及2016年后其他成员是否有权在对华反倾销中继续使用特殊的价格比较方法这两个具体问题发表意见。

从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案看《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的性质

《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具有特殊性,其本质上为双边条约,兼具多边属性。其双边性要求在法律解释时应赋予中国的缔约意图更大的权重,其多边属性使得GATT1994第20条得以适用。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出口信用保险的WTO补贴风险研究

"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在资金与风险等方面的特殊要求,决定了支持"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出口信用保险以中信保独家承保的政策性保险为主。在WTO规则体系下,中国相关出口信用保险受到《SCM协定》《中国入世议定书》等规则约束。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经营策略存在的问题,以及"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在主体与地域等方面的特殊性,使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及其所支持的"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可能面临WTO补贴风险。未来,中国可以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国内法以及国际法这三个层面分别采取措施,推动经营策略的实施,促进法律制度的完善,同时积极通过FTA谈判以及多边机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应对WTO补贴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