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能够拥有意识吗?——基于超人类主义的讨论

人工智能的意识问题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议题,也是关于人工智能其他讨论的前提性问题。历史上关于意识的讨论很多,我们目前能够得到意识的两个确切定义:第一是主观体验,第二是信息。当我们探究机器意识时,生物自然主义从内在体验的角度去论证机器意识不存在,而技术乐观主义则将意识体验归于计算,以此来说明机器意识的存在。不过,即便是在超人类主义视域下,也没有科学的论证方法能够证明机器意识的真实存在性。我们只能发现,人工智能拥有意识仅可以算作是一个文学性的想象性命题,而人工智能意识问题的重点应该是一个实践性命题,即去探索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

何为“增强”:比较生物保守主义与超人类主义的一个视角

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讨论面临“增强”概念的界定难题,对“增强”概念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了人们对待此技术的态度,并形成了生物保守主义与超人类主义两大阵营。双方都根据道义论和效果论等主流伦理学的观点,给出了自己的道德理由。通过对两大阵营的批判性考察可知,生物保守主义与超人类主义之间存在根本分歧,这一分歧不仅在于如何界定“增强”概念本身,还在于他们在界定该概念时所遵循的哲学范式与研究进路的差异,即对人与技术关系、技术与伦理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通过对比二者在应对超人类革命危机时所采取的不同理论策略,可以看出坚持“内在主义”研究进路的超人类主义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上的理论优势。

分道而行:技术时代人类命运的超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主义想象

当代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技术的发展延伸了人类关于自我的理解,但传统人文主义与新兴技术的碰撞与交融诞生的各种形式的超人类主义、后人类主义及其复杂关系又成为人类理解自我的重要障碍。一种清晰区分超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主义的新人类主义哲学谱系可以以人类中心主义、反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被建构。其中人类中心主义可分为人文超人类主义、悲观技术后人类主义和技术超人类主义;反人类中心主义存在人文后人类主义和人文—技术后人类主义两种立场;非人类中心主义主要表现为乐观技术后人类主义。三种立场之间既相互对立又存在内在关联,澄清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将为深入思考技术将人类带往何方的问题提供基本的概念框架。

超人类主义对体育的挑战

超人类主义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崛起的一场知识和文化运动,近年来也逐渐渗透到体育领域。超人类主义支持通过新科技改善人的体能、智力、情感等方面,虽然这与体育追求卓越的精神"合拍",但对体育来说更多的是挑战。尤其是超人类主义主张的超越人生物的、遗传的限度,它的"后人类"目标,不仅质疑了体育赛事禁止兴奋剂包括基因兴奋剂的合理性,而且还为体育赛事接纳"超人类运动员"、"后人类运动员"以及"基因增强的运动员"作理论辩护。超人类主义追求的超越人类生物限度的完美主义,都是一种病态的完美主义,这不仅背离了体育运动的本质,而且也摧毁了人性基础。

尼采、技术与超人类主义

尼采虽和马克思、海德格尔一道被称为我们时代的“技术命运的真正先知”,可无论是前期尼采的文化改造,还是后期尼采的价值重估,都没有以技术为思想主题。尼采对技术的直接讨论,主要集中在其中期思想,尤其集中于《漫游者及其影子》这部尼采漫游时期的开端之作。在这部书中,尼采提出了“机器时代”和“机器文化”的概念,在承认现代技术的惊人成就的同时,辩证地从人工智能中看到了人工愚蠢和人工无聊,从技术所提供的便利中看到了非人格化的危险。《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虽然没有专题性地讨论技术,可当代技术发展所引发的超人类主义思潮与尼采的“超人”和“末人”思想有着高度相关性。超人类主义者并未超越人本主义的价值追求,而只是超越了这种价值追求的实现手段,即从教育手段提升为技术手段。从尼采的视角来看,超人类主义所信奉的实为末人的价值观,并且当代的超人类主义思潮恰恰表明,看似平庸而无害的末人价值具有强大的政治潜力。尼采的“超人”和“末人”思想在当下来说,正是对这种新兴意识形态所作的哲学批判。

普罗米修斯的救赎:谈运动医学的伦理争议与超人类主义的哲学问题

很长时间以来,对于塑造一个具有超强能力的人的科学设想,主要是通过改造运动员的基因来实现,这使超人类主义成为一种趋势和选择。本来,运动医学和药物治疗存在的传统意义或自然功效是帮助病患减缓痛楚,但现实的需求或人为因素的介入又赋予了药物新的作用,那就是以提升人体运动机能为目的。体育界和医学界的学者应该行动起来,避免体育运动沦为赫西奥德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盗火者。

后人类主义、超人类主义、反人本主义、元人类主义和新物质主义:区别与联系

“后人类”已经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可以用来指称各种不同思想运动或学派的概念,包括哲学的、文化的或批判的后人类主义,超人类主义(就其中外熵论的、自由的或民主的超人类主义而言),女性主义研究中的新物质主义进路,以及具有完全不同视野的反人本主义、元人类主义、元人性论和后人性论等。无论对于专家还是非专家而言,后人类这个概念普泛和无所不包的使用,已经引起了方法论和理论上的混乱。探讨上述各种不同运动之间的区别,聚焦后人类主义和超人类主义所共有的指称域,并阐述这两种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思想可以表明,后人类主义为反思可能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的立场。

尼采“超人”哲学对当代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反思——基于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之争的思考

医学技术从治疗疾病、追求健康到如今对自身增强强化的探索,逐渐打破生物学上的不可能,上升到通过生命技术优化“先天”以达到“完满”。由此也产生了技术和伦理更深层次的碰撞,表现于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的激烈对抗,二者关于对生命的意义、人性发展的探讨在尼采的语境下也是关注的焦点,尤其体现在他的“超人”学说。通过由对双方争论的探讨过渡到尼采“超人”身体和精神双重超越的面向,并且尝试消解双方的对立,为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考。

“死亡”与“诞生”的存在论意义——对抗超人类主义时代的技术虚无主义

超人类主义将人类的出生和死亡当作现成的技术对象,一味追求“优生”和“永生”,其本质上以机械物理主义生命观和技术决定论为底层逻辑,侧重生物生命的增强,对生命价值和存在意义的建构是冷漠的,因而暗含技术虚无主义危机。海德格尔和阿伦特对“诞生”和“死亡”的存在论分析,提供了对人类生命本质的另一种认知,同时从意义生成的角度对抗技术虚无主义。对海德格尔来说,死亡的悬临逼促此在“绽出而生存”,最终是要使世界之为世界得以建立;对阿伦特来说,诞生意味着人类通过言说和行动的自由能力构建公共空间和意义世界。因此,人类生命的重要能力是澄明和构筑意义世界,由此,存在者的可理解性和生命的意义才得以显现。这一视角有助于解构技术意识形态统治,敞开多重的存在意义,对技术实践有更透彻的理解和反思。

超人类主义的哲学与文化历程

超人类主义的目标是利用技术的力量为可能的最好的未来编写脚本。神话文明中对永生不死的追求、科幻作品中对技术改变人类状况的畅想、启蒙时期对人的完善化的渴求,都可看作超人类主义的思想萌芽。超人类主义者通过未来主义组织宣扬其思想文化,借力于技术的发展挑战衰老和死亡的必然性。在超人类主义的技术实践中,他们不断寻求增强与发展自身的体力、智力与情感。由于超人类主义在人类生活中的切入点是通过医学疗法,逆转这种趋势是不大可能的。人工器官、心跳起搏器以及其他机器人协助型装置,都已经投入使用,对超人类主义的拥抱大多是不知不觉的。因此,与其一味拒斥超人类主义技术,不如思考如何更好地与之共处。

超人类主义与人类物种同一性

超人类主义主张用科技手段增强我们自身,从而超越人各方面的极限,并最终改善人的境况。但是人们担心对人体的增强势必会危及人类的本质,从而导致人类物种同一性和人类个体同一性的丧失,进而带来建基于其上的人的道德地位的崩解。本文旨在回应这种担忧并力图证明:超人类主义计划的实施并不会危及人类的本质和人类物种的同一性;相反,对人的增强不仅有利于凸显人的本质特征,还能提升人类应对各种存在性风险的能力,进而有利于人类物种的保存。并且,对人类个体的同一性和道德地位而言,人类物种的同一性并不重要;因为,人类个体同一性的保存和道德地位的获得都不以人类物种同一性的保有为前提。

超人类主义会损害平等吗?——驳福山的生物保守主义观点

超人类主义主张依靠科技手段从根本上超越人自身的生物极限以改善人的境况;但以福山为代表的生物保守主义者担忧,这一方案将从根本上触动人的本质,以及建基于其上的人的平等和尊严。本文则力图指出:福山所主张的“自然权利”理论将允许权利分配的等级制度;并且,由于他对人的本质及其与平等的关系的错误理解,福山反对超人类主义之论证的两个关键前提是错误的,因此他的整个论证不能成功。

超人类主义视域下的意识问题探析

面对意识难题,人类中心主义很难突破自身桎梏。从超人类主义的角度,基于思想实验,通过对可能存在的三种物理性超人类意识的分析,可以提出一种新的物理主义意识观。以此说明超人类意识及意识本身是一种可以被科学准确描述的自然现象。从超人类主义的角度来研究意识,从人类以外的角度来看待心灵,可以重新反思身心关系。超人类主义可以给意识现象以不同理解,超人类主义意识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人类增强与技术想象——超人类主义的“未来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超人类主义的“未来学”思想根植于启蒙人文主义,但又在人类增强与技术想象的不同层面实现了对它的超越。从理论生成与发展的角度看,超人类主义的“未来学”思想包含着批判与建构两个主要的维度。这意味着超人类主义的“未来学”思想首先是在对生物保守主义有关思想、观点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误解的批判基础上得以澄清和呈现的;其次,超人类主义在建构其“未来学”思想的过程中,有着它自身独特的底层运作逻辑,而这种具有哲学未来学意义的逻辑被我们恰当地总结为对人类自由可能性条件的反思。最后,这一逻辑也是深刻把握和洞悉超人类主义“未来学”思想其当代价值的内在依据和标准。事实上,超人类主义的这种未来学反思是一种行动性反思,或者从权力诉求的意义上而言的一种政治性反思。

技术的批判与超越:人类增强技术的马克思主义观——对斯坦霍夫的回应

对于人类增强技术,超人类主义者主张通过技术完善人类从而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詹姆斯·斯坦霍夫(James Steinhoff)主张挖掘超人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关联,以社会结构视角关注技术的设计。基于此,尝试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对以上两种观点进行针对性的批判性分析,主张从制度-技术-人的视角深挖人类增强技术发展所引发的分配不均、阶层分化等社会问题的原因并提出应对建议,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最终尺度,引导人类增强技术的正向发展,从而真正增进人类福祉。

超人类主义视域中的人的完善及其问题——从尼采的视角看“人类增强”

"人类增强"是当今时代超人类主义思想运动的一项浩大工程,它希望利用新科技改善或增强人的体能、智力、情感以及道德等方面,超越人类现有状态和限度,趋向后人类目标。这代表了一种新的人的完善方案。在此方面,超人类主义者往往将尼采的超人学说看成"先驱"或类似的思想,他们甚至认为超人和后人类是一致的概念。但是,如果我们从尼采的视角重新审视这种人类增强计划,就会发现超人类主义者完全误解了尼采的超人学说,超人不是表达一种技术乌托邦,而是文化目标。尼采的这种对人的完善的思考,启发我们思考技术的限度,理解它对整个生活和文化的意义。

超人类主义:人的完善化与非政治化

超人类主义通过新技术尤其是生物技术改善或增强人的体能、智力、情感以及道德等方面,代表了一种将人完善化的新方案。在理论上,超人类主义往往被解释为启蒙思想的遗产。但是,如果我们回溯到启蒙关于人的完善化的语境,就会发现这种通过新技术完善人的方案的狭隘性。它仅仅将人理解为自然性和生物性的存在,排除了人的完善化的社会和政治条件,甚至将人变成了技术处理的“材料”。超人类主义对人的完善化,在本质上属于技术控制与主宰自然、否定生命的虚无主义。要摆脱这种虚无主义,我们仍然需要从启蒙对人的完善的理解中借鉴思想资源,将人的完善化理解为一个有厚度的概念。

超人类主义在当代艺术中的再现解读

超人类主义主要观点即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来帮助人类进行自我改善,解决和消除人类生理和心理问题,同时探讨这些技术可能的危害和风险。近年来,超人类主义观念开始出现在许多艺术作品中,这些作品往往伴随着科技感、未来性、与人类生存相关、与人类自身进化相关等特征,呈现出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和感受。

超人类主义思想史

超人类主义主张通过人工智能、计算机、医药、生物等技术增强人的能力。史前文明对永生的追求、启蒙时期对人性的倡导、科幻小说中对技术改变人类状况的构想,均可被视作超人类主义思想的萌芽。已经实现或有望实现的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和上载,则日益凸显超人类主义议题的重要性。超人类主义已经产生广泛影响,理论家们撰文发表看法并相互论争,世界各地的相关组织也纷纷成立。超人类主义的论域十分广泛,伦理问题成为核心问题之一。关于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后果以及我们是否应当运用技术来增强自身,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之间或许应该寻求互补。

增强还是削弱?——超人类主义与生物保守主义关于人的自由之争

人类增强技术具有双重效果:增强和削弱。增强技术的当代发展与人的自由问题密切相关,其技术本身的存在性和可及性、不同的增强类型对个人生理心理的广泛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深刻社会变革都会使我们对自由产生不同层面的陈述与理解。超人类主义与生物保守主义围绕选择的范围、胁迫的程度、决策的有效性、自我的真实性展开了人的自由之争,最后以道德僵局而告终。面对增强技术是增强还是削弱了人的自由这一伦理困境,应该摒弃对自由概念的单一维度理解,转而开启关键的经验分析以及广泛的政治、经济、法律与道德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