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超低生育与超老龄极端人口结构对经济的影响、对策及启示

韩国因严重的低生育率,面临全世界史无前例的人口减少和老龄社会问题。从长期看韩国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结婚率下降。由于低生育率与老龄化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可能会加大经济低增长风险,并且老龄化将加剧社会收入的不平等。韩国的低生育现象也暗示了今后随着人口减少而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可能性很高,人口老龄化现象并不是单纯的由于老年人口增加,与可生产人口减少也密切相关。作为亚洲地区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的代表国家,韩国和中国的人口政策的施行及老龄化进程的发展固然具有一定的类似性,但总体来讲,韩国社会进入老龄化的时间要早于中国,因而,研究韩国人口结构发展经过和对低生育率的解决方案能为中国解决人口结构问题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

超低生育率阶段的区域人口发展战略

随着我国人口转变的实现和完成,越来越多的地方进入了"超低生育率"发展阶段,未来时期的人口发展战略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以辽宁省辽阳市为案例总结区域人口转变的阶段和特点,指出辽阳已经出现"意愿性超低生育率"现象,带来了人口发展风险问题。随着计划生育风险家庭和残缺家庭的增多,辽阳的公共财政压力已经感受到巨大挑战。人口安全要求坚守计划生育的"底线伦理",降低计划生育风险家庭和残缺家庭在整个计划生育家庭中的规模和比例。未来的区域人口安全发展战略必须考虑确立的两个基本点是"优先健全人口结构、兼顾控制人口增量",不鼓励农村一女户放弃二胎生育指标,尽快建立独生子女家庭风险防范的社会机制和独生子女困难家庭公益救助机制。

持续超低生育率的社会经济后果——以苏州为例

本文对苏州人口发展的历史、现状与前景进行了考察与分析,揭示并探讨了持续超低生育率地区目前及今后普遍面临的一些不容忽视的新人口问题,指出近喜远忧的持续超低生育率不应成为我国所追求的政策目标。

积重难返的超低生育率

跟中国大陆文化相同或相近的港澳台、新加坡、韩国、日本和意识形态曾经相同的前苏联东欧地区是世界上两个生育率最低的地区。生育控制进一步降低了中国大陆的生育率,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降低到了1.18的超低水平。计划生育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并且渗透到了收养法、所得税法、婚姻法、母婴保护法、劳动法等许多法律、法规中。低生育率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儿童教育模式和住房结构,再加上迅速上升的抚养比导致养老与养小的矛盾,中国大陆的生育率在停止计划生育后,经过三五年的补生,将继续下降。

“超低生育率”现象分析

引言 目前,一种新的人口现象正在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深切的关注,这就是"超低生育率"(l0west-l0w fertility)现象.最近,联合国人口司在一份调查报告中预测,目前生育率处于中等水平的国家到2050年将出现人口下降.联合国人口司把妇女生育率分别列为高、中、低三种类别.高生育率主要出现在非洲许多国家以及亚洲的巴基斯坦和阿曼等国,这些国家的妇女平均生育5个以上的子女.中等生育率指的是妇女生育介于2.1到5个子女之间.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74个国家处于这个行列,大约占全球国家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印度、埃及、巴西、孟加拉国、伊朗和菲律宾,它们占了世界人口的很大部分,其生育率高低将直接影响到全球人口未来的走势.生育率较低国家的妇女平均生育不超过2.1个子女,具体分布范围包括欧洲、北美洲以及亚洲的日本、韩国和中国,估计有六十多个国家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人口再生产出现了内在的缩减趋势.

超低生育率地区人口结构性问题与应对措施——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

长期超低生育率必然对人口总量、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研究低生育率与预期寿命提高带来的人口结构性问题及应对措施,为中国低生育水平地区提供借鉴。分析太仓人口发展状况发现,长期的超低生育率使太仓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超过二十年为负值。同时基准人口比例也低于同期全国的基准人口比例,长期处在远低于1的状态,户籍人口过快衰减的特征非常明显。太仓由于户籍人口缺少生育水平提升的空间,依靠自身难以实现年龄结构均衡。这其中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女性晚婚比例的提高,使已婚育龄妇女人数明显减少,而希望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妇女也占比较低。这些因素的存在,与低生育率陷阱理论中影响出生率上升的强化机制完全吻合。太仓生育水平的提高缺少足够的动力,未来必然保持原有生育水平甚至会继续下降。太仓户籍人口依靠人口迁移缓解了自然增长的持续下降,外来人口缓解了人口数量和结构矛盾,但增速已经由快到慢。从太仓应对人口结构性问题的措施来看,面对人口结构不均衡带来的老龄化比例较高、独生子女婚育冲突以及失独家庭等问题,需要基于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建立"三社联动"思想,发展志愿者团队和社工机构,为政府购买养老等服务提供支持,使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基层得到有效解决。针对中国很多地区还是处于未富先老状态,政府购买服务缺少经济支持,需要在预防低生育率陷阱产生以及养老支持定位于保基本方面做更多的努力。

“超低生育率”现象分析——关于超低生育率的几个问题

人口转变始于欧洲，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对欧洲人口转变历史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中期欧洲国家的生育率在普遍降至更替水平以后，并没有在更替水平上稳定下来，而是出现了持续快速的下降，现已降至极低水平，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下降趋势目前还没有终止的现象。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以及中国的香港、上海等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有人甚至认为这些国家与地区已经进入超低生育率时代。

“超低生育率”现象分析——要警惕长期低生育水平的后果

对于低生育水平问题的讨论，本文想回答三个问题：

“超低生育率”现象分析——超低生育率演变途径及苏缓政策

序论 生育率的持续下降，甚至于远远低于更替水平，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面临低生育的困境。超低生育逐渐被视为可能引发社会一系列危机的重要因素，诸如人口数量的减少，及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进而危害国家的基本建设，威胁民族的生存。因此，促使生育率回升，而能接近更替水平是许多国家的期望。有关的政策也逐渐形成，同时，政府一系列的调节金融、经济和社会的运作决策也把生育率的回升作为考虑的重要因素。

“超低生育率”现象分析——超低生育率现象：现实、判断与应对

20世纪60年代末期，当人类社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范围内的“婴儿潮”之后，面对人口急剧增长、失业问题加重、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短缺加剧等现实矛盾，“人口零增长”的模式成为一些学者和部分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推崇的人口目标之一。然而，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当人类社会还未进入21世纪，

正视超低生育率的危险

以减少人口增量控制人口总量的观点是表象之见，殊不知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失衡的代价过于巨大。中国应及时提振生育率。

“超低生育率”现象分析——人口再转变：关于超低生育率现象的几点思考

超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现象是当前国际人口学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超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超低生育率的后果、如何扭转超低生育率的局面。我国人口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甚至有学者估计总和生育率可能已经低于1.6。事实上，我国一些地区的生育率已经降到超低水平。因此，超低生育率现象也引起了我国人口学家的关注，并且，对生育率变化趋势的这种预期，也使得人们更加关心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应本次论坛主持人穆光宗教授之邀，笔者仅就以下几个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超低生育水平对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的分析

人口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必然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多种影响。超低生育水平所带来的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将对许多国家和地区区域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本文试图将人力资本存量作为联系人口因素和经济增长的中间变量,从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分析超低生育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在最后提出了提高人力资本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对策。

超低生育水平下的山东省区域人口老龄化趋势比较研究

"超低生育率"现象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世界上有相当一部分国家与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降低到1.5以下,已经进入了超低生育时代。在超低生育水平下预测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变动趋势,并进行区域比较,发现不同区域的异同点,对指导山东省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实际意义。

中国已陷入两个“超低生育率陷阱”

如果我们将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下界定为“超低生育率”，那么中国从1980年9月，以提倡一胎化为主导的《公开信》颁布以后就陷入了政策意义上的“超低生育率陷阱”。

“超低生育率”现象分析——主持人评论

作为本期论坛主持人，首先我要感谢各位学者的热情参与和大力支持。特别是涂肇庆教授抱病写出精湛短文，让我感动莫名。4月24日中午时分，涂教授最先作出反应。随后，其他专家也在百忙中写出很有见地的华章美文，在此一并谢过。

超低生育率地区城乡生育模式及其变动趋势分析——以宜昌市为例

全面二孩政策已经放开，生育政策的调整是否会带来不可控制的生育反弹和高峰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问题，由于我国生育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对于局部地区的超低生育水平也应得到重视。本文以宜昌市为例，随机抽取40万的大样本女性数据，研究超低生育率地区城乡居民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模式。研究发现，从2000年到2014年宜昌市总和生育率持续降低，但是城市地区总和生育率呈现U型曲线，从2008年触底上升，在2014年城市地区总和生育率开始高于农村，城市为0.893，农村为0.886；城市地区育龄妇女平均子女数量为0.64，农村为0.76；育龄妇女文化程度越高，平均子女数量越少；育龄妇女生育峰值年龄推迟，且城市育龄妇女生育峰值高于农村；城市生育高峰年龄段的育龄妇女数量逐年减少，农村逐年增加。

中国三孩政策下的超低生育率与人口发展理念迷思

中国超低生育率研究的当务之急并不是简单地拿来国外各类生育支持政策药方,而是要引入“历史性”视角,基于学术史角度去全面解构超低生育率下的生育限制思维及人口发展理念体系,从而为应对超低生育率和人口过快老龄化创造思想前提。生育限制思维在当前超低生育率时代依然存在,其理论基石是马尔萨斯主义、新马尔萨斯主义与“适度人口论”的杂糅。在超低生育率形势下,生育限制思维会明显弱化对过低生育率和人口过快老龄化问题严峻性的认识,而建立在生育限制框架下的生育支持政策不仅收效甚微,并且存在出现政策方向和策略双重失误的风险。本研究还对与生育限制思维紧密相关的人口发展“工程视角”和人口“分母效应”进行了批判性分析。

超低生育率背景下生育力保护的思考与建议

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快速减少,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来。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三大生育困境严重制约了我国人群的生育力。尝试从婚姻观念转变、生育焦虑、疾病等特殊情况三大问题的归因分析中,找寻突破三大生育困境的方法和路径,通过坚定中华生育文化自信、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解决“一老一小”问题、加强健康教育、完善女性卫生保健服务、重视男性生育力保护、进行系统性教育改革、实施生育保险普惠政策、发展辅助生殖技术并将辅助生殖费用纳入医保支付、允许单身生育等措施促进生育力提升。

超低生育率陷阱是“强国大患”

我国21世纪90年代初期进入低生育率国家行列。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公布的TFR（总和生育率）只有1．22，2010年时根据估算甚至不到1．2。从数据来看，我国的低生育水平已经是“超低型”。我国已经进入“超低生育率陷阱”，但被人口总量所迷惑，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我国人口问题已发生重大转变，人口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到政策生育率之下，巨大人口危机既有“内忧”也有“外患”，后果非常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