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内涵的条件句逻辑的哲学基础

本文从条件句逻辑中一条颇受争议的定理SDA出发,通过分析以往对SDA与RCEA之间冲突的解决方案中存在的问题,论证了日常语言中超内涵的条件句的存在,以及建立新的超内涵的条件句逻辑的必要性。

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之超内涵平行

"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应首要辨识与分清内涵与外延。一方面,需要辨识外延的与时俱进性,认识不同外延表征的同一内涵;另一方面,不应以外延混淆内涵,不应以乱象取代本质,以假乱真,甚至文过饰非。及至专业学位型研究生教育,本文主要对因误读创新创业型、应用型外延,而引起的各种研究生培养失位、缺位与错位进行探讨,提出高规格、高质量的高层次学位教育依然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不变的内涵。高校与研究生院应做好顶层设计,"放管服"到位,努力培养符合"2020全民奔小康"与"中国制造2025"的当代专业学位教育的时代外延的高层次人才,探索培养既满足高复合外延,而又能保证高水平内涵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根据新时代特色,从思想教育、课程训练与"导师先导"三个方面平行培养,超内涵平行以作育栋梁。

本质、倾向性与自然定律——超内涵主义进路

英美哲学自20世纪以来经历了两次大转型:第一次是从外延主义转向内涵主义;第二次是从内涵主义转向超内涵主义。然而,现有的文献关于这两次转型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语言哲学领域,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句子真值的变化问题。实际上,其他更为广泛的哲学问题也可以放置在这"两次转型"的框架下重新审视。特别地,如果用"两次转型"的框架来重新审视自然定律问题,则不仅有助于厘清各派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阐明相关争论,而且有利于开辟新的研究路径。

论1930-1960年代文艺“形式”话语意指的分歧——以“民族形式”为中心

对1930-1960年代文艺界讨论最多的“形式”问题的研究既系统又缺失,这种缺失表现在忽视对争论过程中“形式”话语意指的考察。从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旧形式”“民间形式”到“民族形式”,“形式”意指并不一致,它一方面被理解为门类层面的不同艺术体裁,一方面被解读为创作层面的表现技巧。话语主体对意指的区分具有目的性,包括艺术体裁的意识形态特征以及表现技巧的创作自觉性与审美独立性。意指艺术体裁造成“内容决定形式”这一根本命题的失效,内容可以左右创作层面表现技巧与原则的“形式”,但却无法真正决定门类层面艺术体裁的“形式”。意指分歧在“民族形式”争论集中凸显,随着讨论深入又趋于统一,从而区别于文艺大众化运动以来的“旧形式”。理清这种分歧与统一有助于重新认识“民族形式”的复杂构成及其超形式内涵。

抗战时期文艺民族形式概念探讨的跨时代贡献

抗战时期的文艺民族形式论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我国文艺界广泛开展的一场事关中国文艺现代化发展方向的重要讨论。在论者围绕文艺民族形式概念的探讨与争鸣中,毛泽东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考的民族形式论话语被确立为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作为民族特性表现形式的超形式内涵得以凸显;文艺民族化的丰富内涵在与大众化、中国化问题的复杂交织中得以展开;作为时代精神表现的文艺民族形式的具体内涵被全面深刻呈现。这些针对文艺民族形式概念的多维探讨,显然对于我国当代文艺民族形式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发展仍有重要意义。

大卫·路易斯模态实在论驳议

大卫·路易斯模态实在论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要提供一个相应的模态认识论说明。路易斯本人为了辩护他的模态认识论提出了两个论证:基于类比于数学的论证和基于理论功效的论证。通过分析可以得出,路易斯的这两个论证并不能实现他的目的。其中最大的困难则是路易斯使用的IBE方法,因为IBE并不是真理导向的方法,IBE背后也存在逻辑问题。

同一性是基础的吗?——反驳布尔诺的“必要性论证”

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同一性理论,布尔诺关于同一性的“必要性论证”是不成立的。他颠倒了观念学与本体论的关系;他所说的基础性并不是本体论上的基础性,而是观念学上的原始性,但后者必须服务于本体论上的实质性;他未能看到可区分性对于同一性是必要的;他关于个体和量化的论证以及对量子力学中的“非个体”的反驳也不令人满意。鉴于此,一种基于“超内涵观点”的替代方案值得考虑:同一性是我们的思想和言说强加于世界的,而不是事物自身的本体论特征;同一性的观念学必须依赖于它的本体论;即便思想和言说中的同一性概念是值得保留的,它也不是一个原始概念。

“可能知道”,抑或“知道可能”?--捍卫一种运气相关的知识论

一种运气相关的知识论是值得捍卫的,亦即,任何知识都具有运气相关性,但又并非仅靠运气。这种知识论要旨如下:一方面,“知道”一词的从言用法要求我们将知识模态化,从言的知识不是必然的,也不一定是现实的,它只是可能的,这符合我们关于知识的反运气直觉和模态直觉;另一方面,“知道”一词的从物用法要求我们将知识超内涵化,从物的知识主张从而成为一种法因式本质主义主张,而非关于可能事物或必然事物的模态主张。总之,在从言层面,所有的“知道”都只能是“可能知道”;而在从物层面,所有的“知道可能(或必然)”不是模态(内涵)地,而是后模态(超内涵)地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