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外围乡村地域功能的演化路径及定位建议

掌握功能演化规律,合理确定功能定位,有助于乡村多元价值的挖掘和实现,是乡村地域高质量发展的前提。该研究以超大城市北京的外围乡村地域作为典型案例,基于乡村地域功能的内涵和分类,构建了适用于长时间序列乡村地域功能强度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测度和识别了2000—2020年北京不同乡村地域的功能强度及功能结构,分析和总结了研究期间北京乡村地域的功能结构演化过程及形成路径。结果表明:1)超大城市乡村地域不同功能的强度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功能结构整体呈现从单一优势功能主导向多种优势功能主导的演化趋势;2)功能结构能够反映不同类型乡村地域发展的差异,基于功能结构的演化特征,可以将超大城市外围乡村地域的功能结构演化过程归纳为“功能强化升级式路径”、“功能调整转换式路径”“功能综合完善式路径”3类发展路径;3)强化生活服务功能是当前城乡融合发展目标下推动超大城市外围乡村地域功能多元化和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举措;4)通过分析优势功能及功能结构的演化过程,可以明确不同乡村地域的发展特征并指导其功能定位的制定,有利于分类推动超大城市外围乡村地域的多元化发展。研究结果丰富了乡村多功能理论的典型地域案例,可为超大城市外围乡村地域的功能定位设定及发展路径的决策和实践提供参考。

新时期超大城市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编制探索——以广州市为例

建筑与建造是碳排放的主要领域之一。新时期发展绿色建筑,是实现建筑领域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手段。系统梳理国内绿色建筑规划编制历程与存在问题,明确新时期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编制重点,并以广州市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项目为例,探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超大城市绿色建筑指标分解落实、空间支撑管控与规划传导衔接经验。提出:一、战略引领,构建衔接双碳的绿色建筑发展指标体系;二、精细管控,细化绿色建筑分区管控指引;三、协同传导,完善面向实施的规划传导衔接路径。

权变理论视角下的超大城市基层治理创新——基于广州全域服务治理试点的分析

随着城市的迅猛发展,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市民的诉求日益多元化,城市面临的问题、难题层出不穷,超大城市治理面临复杂的挑战。为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近年来我国各大城市开展了城市基层治理创新探索。基于权变理论的视角,聚焦广州正在进行的全域服务治理试点改革,从治理的“复杂性、动态性、多样性”多维度机理出发,探求我国超大城市基层治理转型和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研究发现,该试点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基础上,倡导闲置公共资源转化和产业导入,通过多元主体合作构建“党建引领、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民参与”的模式,调动政府、企业、行业组织及市民的积极性,推动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增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和总结超大城市基层治理创新的理论意义。

人口流量与超大城市空间治理的重要议题

如何有效应对海量人口流量所衍生的一系列治理难题,始终是推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问题之源。当前,城市治理的空间结构已经从传统的实体二元结构演变为虚实结合的三元结构,即以各种治理单元为基本表征的地理(物理)空间、高速流动的社会空间,以及与上述两类实体空间交相映射的虚拟数字空间。相对于问题普遍存在于各类城市区域的数字空间治理,人口流量对于超大城市地理和社会空间治理的影响尤为突出,并衍生出一系列独有难题。

新时代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道”与“术”

超大城市是承载着上千万人口的空间实体,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和关键引擎,对超大城市这一巨系统的治理具有高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道”“术”并举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其治理现代化之“道”表现为把握城市发展大势的战略主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坚持守正创新的方法原则、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国担当;治理现代化之“术”主要包括全周期管理打造韧性安全的超大城市,协同共治汇聚超大城市治理主体合力,科技赋能探索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文化引领夯实超大城市治理的精神根基。把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道”与“术”,对于我国提升超大城市治理和国家治理效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法治化论纲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超大城市治理在城市治理中举足轻重。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既有国际超大城市的共同特征,又有扎根中国客观实际的历史和时代特征。把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的特殊内涵,是探索超大城市治理逻辑的必要前提。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也是法治化的过程,在法治轨道上推进超大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家城市治理良法善治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特色城市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法治现代化理论,这既丰富了中国特色城市治理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又能指导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实践。

超大城市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的韧性治理及其策略

与普通城市相比,超大城市公共安全风险高,灾害事故成因复杂,源头防控工作难,基层保障能力薄弱。一旦出现重大突发危机,城市社区作为危机应对的“最后一道防线”至关重要。而且,社区作为超大城市应急管理的基本单元,处在突发危机应对和防灾救灾的前沿阵地,是筑牢基础,抵御各类危机危害的“最先一公里”。本研究对韧性治理框架下的社区韧性特征分析,从社区治理体系的适应性提升,治理功能的重构以及应急管理模式的转换等三个方面,描述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的韧性,构建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的结构韧性、功能韧性和行动韧性等能力,并提出韧性治理的主要策略,包括加强主体协同,强化社会动员;促进资源整合,建立韧性网络,增强基层社区的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调适、自我恢复的能力。通过完善韧性治理体系,提升社区韧性能力,将危机减缓做到前端,落在基层,防范各类重大安全风险,实现超大城市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的韧性治理。

面向超大城市建设工程的“多测合一”研究与实践——以上海市为例

超大城市建设工程“多测合一”面临涉及单位多、环节复杂、标准多样、数据格式不统一等问题,而超大城市的管理要求又更为精细。本文以上海市为例,就建设工程“多测合一”的技术路线、应用体系、关键技术、具体的实施路径展开研究与实践。在技术上,探讨统一的测绘技术规程和成果标准,构建成果质量审核和监管机制,以此为基础研究建立了统一测绘标准、质检标准、软件标准;在实践上,基于现有EPS系统开发了“多测合一”专版作业软件,进行上海市建设工程“多测合一”从项目审批到竣工验收和数据共享的全流程服务;最终,促进业务协同、数据共享、决策联动,为数据多元利用提供支持与保证。

我国主要超大城市人口减少:态势、成因与对策建议

超大城市是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和增长极。目前,我国主要超大城市集中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人口减少现象,但不同城市人口变化的特征和趋势存在显著差异。深入分析我国主要超大城市人口减少的基本态势,通过详实的数据统计,揭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天津等城市在2013—2022年间常住人口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尽管部分城市如成都和重庆的人口依然流入,但增量同比有所下降,而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深圳则出现不同程度的常住人口减少。这表明我国超大城市人口减少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受到宏观人口趋势、外部压力冲击、城市规划设计、产业转型升级、城市之间竞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超大城市人口减少的问题对城市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未来,超大城市应以人口“减量”为契机,贯彻落实人民城市理念,聚焦高品质生活、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不断提升城市综合发展水平,持续增强城市的人口吸引力和承载力,以应对人口减少带来的挑战,并抓住其中的发展机遇。

笔谈:超大城市率先走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我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期,进一步稳定民营企业家预期、激发民营经济创新活力和内生动能尤为重要。上海作为中国经济中心,民营经济在上海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2022年,上海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1.21万亿元,在全市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27.1%;民营经济完成税收收入4666.4亿元,占全市税收收入比重为32.7%。同时新认定的9956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八成以上是民企;7572家专精特新企业中,民企超过九成。民营经济已成为体现上海城市经济活力、创新能力的骨干力量。在经济持续回升面临各种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上海一直努力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制度供给,为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带来更多的确定性。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推出后,上海迅速出台了破除隐形壁垒、提升服务效能、加强要素保障、拓展投资渠道4个方面、20条政策,涉及财政、金融、优化营商环境等多个方面,政策累积效应正逐步发酵,体制机制也在进一步完善,民营经济发展的信心持续增强。作为首批国家高端智库,我们希望与各方一起,形成民营企业和智库的常态化交流机制。我们希望通过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展开调研,听取民营企业家的真实想法,研究企业提出的困难问题和意见建议,共同研判形势、研究政策,为促进民营经济健康、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建言献策,切实帮助民营企业排忧解难。围绕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加快探索超大城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机制,加快打造新时代民营企业家高质量成长新路径,《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上海经济》编辑部、上海市民营经济协会及上海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论坛”。来自学界和企业界的专家代表们,围绕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激发经营主体创新活力、聚焦新质生产力等多个主题,从不同层面分享了各自对推动上海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解和思考。在此次学术论坛基础上,《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以笔谈+论文的形式,推出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超大城市韧性建设:美国纽约的经验与启示

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社会流动性加剧,人类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高风险社会”,其中超大城市越来越成为风险高发地,建设韧性城市成为超大城市的战略新选择。面对诸多自然和人为风险的加剧,纽约主要通过设立专职机构、编制总体韧性规划、升级改造硬件设施、分区规划海岸洪水区域、注重社区韧性建设、加强网络韧性等重大举措,旨在提升城市应对灾害的韧性水平。中国超大城市在韧性城市建设中,在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注重因地制宜,重点采取5个策略:加快推动有利于韧性城市建设的组织变革与创新;编制全面体现韧性理念的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方案;建构助推基础设施更新的金融投资支持体系;推行城市能源供给及空间布局的分布式设计;打造以社区生活共同体为主体的基层社区韧性框架。

超大城市治理与发展:概念框架、核心议题与未来展望

超大城市的兴起及其有效治理,是世界大国共同面临的难题。要解决超大城市面临的“城市病”,就需要建构超大城市治理与发展的本体论框架,以实现对超大城市治理的认知、诊断和优化,从而推动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实现超大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多层次嵌套界面治理体系是理解超大城市治理与发展的本体论框架,这一框架要发挥作用必须能够回应超大城市治理所面临的问题,通过解决问题促进城市发展。将多层次嵌套界面治理框架应用于超大城市问题分析中,形成一系列需要处理的核心议题,如超大城市的战略议题、超大城市的横向和纵向议题、超大城市的自身议题、政民互动议题等。为了论证概念框架和核心议题的合理性,基于北京市的超大城市治理实践进行了案例研究,以期实现概念框架建构、理论阐述和案例研究三者统一,从而加深我们对超大城市治理与发展的理论认知。展望未来,需要将超大城市治理与发展的本体论框架应用于更广阔的实践场景,在提升理论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的同时,推动形成我国自主的超大城市治理知识体系,为我国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思想和智慧。

人口变迁视角下的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挑战与路径

超大城市因其具有无可比拟的规模经济效应、资源集聚效应和创新发展能力,日益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和增长极,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超大城市是以人为中心进行的空间延展,当人口变迁给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的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带来新挑战时,在“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城市治理理念下,积极探索我国超大城市基层治理体系面对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和人口流动等人口变迁带来挑战的改革创新路径,创新推动符合自身特点的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之路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升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有助于不断提升系统治理、协同治理、智慧治理和精细治理水平并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潜在的超大城市及其他城市治理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超大城市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空间公平研究——来自成都的实证经验

我国学前教育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比较突出,尤其是超大城市的优质普惠性幼儿园资源紧张问题。如何通过合理配置资源缩小区域之间学前教育发展差距是超大城市治理中的难题。本研究对成都市12个中心城区850个普惠性幼儿园,运用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模型测量幼儿园可达性,并结合教育基尼系数和SE指数测算成都市学前教育资源空间公平程度。研究发现超大城市学前教育资源可达性在空间上分布差异较大,具体表现为主城区和各区县行政中心附近资源可达性高,区县交界处资源可达性低;主城区教育基尼系数和SE指数高于非主城区,在一级普惠性幼儿园分布上更为明显。因此,本研究建议应尊重人口持续向超大城市集聚趋势,重点考虑人口流动路径,建立健全人口导向的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制度,逐步降低随迁子女的入园门槛,完善探索教育经费“钱随人走”制度体系,统筹优质资源,优化幼儿园布局,推动学前教育向幼有优育提升。

超大城市流量治理现代化的经验总结与发展方向

流量是信息时代的关键词。超大城市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流量的大规模聚集,呈现出“大进大出、快进快出”的特征。与之相适应,超大城市治理就必然要求在流量的治理方面形成一定之规、取得显著成效。从发展进程看,国内主要城市在流量上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城市流量治理的侧重也不尽相同,但总体上都意识到流量的重要性,并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效果。因此,总结主要超大城市流量治理的经验,是提升超大城市治理能力、实现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必要之举。

社会公平视角下超大城市公共绿地可达性综合测度研究——以成都市中心城区为例

快速城镇化所导致的公共绿地游憩服务供需不匹配、不均衡等现实后果,引发学界深入探讨公共绿地配置的社会公平性问题。以超大城市成都市中心城区为例,立足社会公平的价值立场,融入生活圈建设的关键性思考,从“供给-出行-需求”三方面测度公共绿地可达性,并综合分析其对应社区生活圈的层级分配关系,以及与不同社会群体空间分布的相关性。研究显示,成都市中心城区公共绿地配置的社会公平状况总体良好;中心城区各社区生活圈的公共绿地可达性水平相当;从中心城区全域尺度看,社会公平视角下公共绿地可达性具有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研究揭示了公共绿地游憩供给空间不均衡与需求空间分异的关系特征,进而更精细地评价公共绿地可达性所体现的社会公平性。基于此,提出应将社会公平研究建立在“有限公平”的认知基础之上,未来应更关注公共绿地游憩服务的全域协调发展。

超大城市空间重构中的“村政城治”

超大城市的规模扩张意味着广域范围的城市乡村的联动发展。在这一空间重构过程中,城乡关系的分野被忽视了,超大城市借助于交通、项目甚至新城建设“侵入”乡村,从而模糊了城乡边界。随着新城直接面向乡村治理,超大城市实现了“乡政村治”向“村政城治”的逻辑转换。在这一过程中,超大城市通过织密权力网络、集中居住等政策强化城市在地性公共服务对于乡村治理的引领,但是这一思路又强化了村庄对于超大城市的依附。超大城市的乡村振兴需要承认城乡关系的历时性特征,系统反思新城建设、乡村发展中的空间、产业与人口关系联动,通过政策均衡实现超大城市生态、生产、生活功能的内在契合。

以韧性思维推动超大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发生深刻变革,新产业、新领域大量涌现,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出现了城区常住人口在1 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超大城市不仅仅凸显在巨大的人口规模,还表现为更高的战略定位、更复杂的公共事务、更具不确定性的复合型灾害风险,以及更繁重的城市安全运行压力。例如,2023年,京津冀地区遭遇历史罕见的强降水灾害,造成多个城市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坏;2024年,武汉冻雨造成部分区域交通瘫痪,南方多地持续强降雨使广州等地发生山体滑坡、城乡积涝等严重的次生灾害。

中国超大城市运行管理现代化:体征指标与量化评价

超大城市具有经济基础好、人口密度高、运行强度大和管理幅度宽等特征,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载体和重要基石,其运行管理现代化是我国探索科学、高效和可持续的新型城市化战略的根本保障。基于对超大城市的概念界定和特征阐释,从管理组织结构、综合统筹体系、专项业务能力和社会参与机制等四个维度,构建中国超大城市运行管理现代化的业务范畴与内容体系。依据数据可量化性、可得性、代表性,通过筛选关键指标、确定权重以及标准化和无量纲化处理等步骤,初步构建中国超大城市运行管理现代化指数。基于此,对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四个超大型城市进行运行管理现代化指数分项评价。结果显示,四个超大城市之间各具优势、互有长短,在综合评价中北京排名第一,上海、广州和深圳位列其后。作为一个典型巨系统,中国超大城市运行管理现代化的实现需要顶层设计、周延规划、规范标准和法律保障等前置条件。可以通过技术赋能、信息共享和互联互通等途径,提高城市运行管理现代化的整体效能。此外,应加强分工协作,引导社会多元利益主体深度参与,通过提升业务能力实现中国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

产业导向的超大城市城中村改造技术路径——以广州市长湴村改造方案为例

在“去房地产化”的现实背景下,以往房地产导向的拆除重整式城中村改造模式不可持续,需探索融合产业发展和拆整结合的改造模式。基于对房地产导向的城中村改造模式的反思,提出当前城中村改造需转向“以地兴产”的产业导向逻辑。不同于房地产逻辑下的“大拆大建”,产业导向的城中村改造需探索“保留+改造+拆除”结合的改造模式,以“控制改造成本、聚焦产业发展、倡导混合用地、提升空间质量”为理念。以广州市长湴村改造方案为例,探索产业导向的利益统筹格局、面向产业需求的空间规划策略、以“村集体+国企”为核心的合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