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超大社会”和谐构建的几个瓶颈问题分析

从超大社会的视角而言,掣肘当前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几个主要瓶颈问题有:大型农业社会的民生问题,超大规模人口的就业难题,贫富人口比例及其财富差距悬殊引发的公平与公正问题,庞大人口整体素质与民族凝聚力的提升问题,超大社会的“实情”亟需明智的大国治理术、科学的大国执政术、先进的大国驾驭术,等等。

超大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的新视角

超大社会是中国最大国情,以超大社会的视角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中国历朝各代的兴衰明灭,新中国成立后的集权与分权的权衡,为构建适合超大社会发展要求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足以借鉴的智慧。随着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央与地方关系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实现中央与地方权限的集分平衡。

超大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的新视角

超大社会是中国最大国情,以超大社会的视角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中国历朝各代的兴衰明灭,当今世界其他主要大型社会的集权与分权的权衡,为构建适合超大社会发展要求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足以借鉴的智慧。随着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央与地方关系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实现中央与地方权限的集分平衡。

超大社会视角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超大社会是中国最大国情。以超大社会的视角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中国历朝各代的兴衰,当今世界其他主要大型社会的集权与分权的权衡,为构建适合超大社会发展要求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足以借鉴的智慧。随着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央与地方关系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实现中央与地方权限的集分平衡。

向超大规模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基层治理模式转换——百年乡村政治史背景中的农村基层民主

目前中国仍处于超大规模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之中,为此,农村基层治理必须实现两个目标:一是提取足够的农业剩余,二是维持乡村秩序。但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内在矛盾。20世纪前半期,在提取农业剩余方面的教训是大批赢利型经纪的产生直接危害了国家的提取能力,并危害了国家维持乡村秩序的能力。建国后采取人民公社体制,使得国家得以方便、高效地提取农业剩余,但长期地大量抽取农业剩余,严重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乡村秩序难以维继。新时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基层治理模式的转换提出了要求和条件。当首先完善基层民主,在县、乡两级加强农民群众和农村精英对决策过程的参与和监督,将使超大规模社会中的良性基层控制得以实现。

全过程人民民主:超大型国家韧性的形成机理

面对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民族多元、公共事务纷繁复杂的超大型社会现实,新中国通过采用和拓展民主吸纳民意、整合社会与强化国家凝聚力以抵御各种各样的风险和压力,有效提高了国家韧性,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了政治制度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制度规范和政治行为的根本遵循,成为当代中国有效治理复杂多元社会、科学制定政策以及迅速防范风险与危机的重要机制。面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必须以全方位民主体系、全链条民主机制、全覆盖民主实践和全过程民主共识,为超大型国家韧性的持续巩固提供组织基础、制度保障、可操作技术和价值认同。

当代中国政治演进的基础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是在其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基础上进行发展和演进的。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传统政治的影响、特有的现代化境遇和超大社会的现实将极大地影响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政治体制的具体形态。为此,只有了解当代中国政治演进的基础,才能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状况。

空间再分配:城乡接合部治理的政治学意义

作为乡村城市化的前沿地带,城乡接合部是我国深刻剧烈的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阵痛的缩影,是城市化进程中社会问题最为敏感集中的区域。城乡接合部的治理涉及城市管理体制和农村管理体制两种体制之间的转换衔接与利益调整,亟需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其改革是一项涉及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利益大调整,从而构成了涉及基层政府治理、城乡统筹发展的重大议题。同时,在城乡接合部的场域内,上演着国家与市场、政府与公民、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低收入人群与中产阶层等不同维度的权力博弈,可作为观察中国社会变迁和权力博弈的重要窗口。城乡接合部的社会发展形态迥异于城市与乡村,属于城市治理研究和乡村治理研究的视野"盲区";城市治理问题正在经历一个"郊区化"的过程,城乡接合部在导入市区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同时也在导入社会矛盾;城乡接合部同时容纳了本地村民、新兴中产阶层、城市低收入群体与农民工群体,形成了马赛克式的阶层空间分布;互不兼容的多元利益诉求让基层政府处于矛盾的交汇点。城乡接合部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空间再分配"的过程,空间再分配对于中国的阶层结构与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影响。

现代程序制度的建构与“失灵”(1978—2012)——基于法官管理制度及理念的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内生需求催生了我国程序法治的制度建构,但在2013年重启职业化、专业化的司法改革之前,从域外引进的现代程序制度基本上已经不同程度地失灵,我们需要从既有的法官管理制度入手分析程序失灵的初步原因。进一步,中国诉讼实践同时存在着以实体正义为制度目标的新传统审判模式和以程序正义为主要目标的现代审判模式。虽然两大模式各有制度逻辑、有效条件以及适用的社会背景,但在中国即将迈进超大规模复杂社会的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两种司法话语(专业化司法话语与大众化司法话语)和两条司法路线(专家司法路线和人民司法路线)之间的冲突与合作。

建立和完善超大规模社会的社会政策体系

中国是拥有近13亿人口的超大规模的社会，又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其社会政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本文分析了，中国社会政策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认为目前诸多社会政策都是以为经济改革服务为主要目标，社会政策缺乏独立的主体件；中国社会政策的理论和方法主要受发达国家的影响，忽视了本土化特点：社会政策的政府部门协调性较弱和公民参与体系尚未形成等。作者提出必须以低成本的社会进步和低代价的社会政策体系作为在中国这样的人口人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战略取向。文章论证了进一步明确社会政策目标、加强社会政策的整合，规范政府部门在社会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角色定位，创造良好的社会参与的环境等完善中国社会政策体系的途径和对策措施。

超大城市市域社会治理的开放反思型路径研究——以广州实践为样本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一系列突出问题,政府各部门间壁垒森严、烟囱林立,社会组织、人民群众缺乏有效方式进入社会治理过程之中。市域社会治理具有多元参与、承上启下和全面协同的特征;各个地区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方面都形成了一系列典型做法,如"社会治理综合体""社会组织融入模式""大数据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应用模式"等。作为超大型城市,广州围绕政治、法治、德治、自治和智治"五治",同样形成了开放反思型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开放反思型治理即"以点带面"的反思性治理和"众人拾柴"式的开放性治理;反思性治理着重体现为实践与理论的有效互动,开放性治理的核心在于社会与国家的互动、部门之间的数据开放以及党的领导统筹协同等方面。

探索大国发展之道：规模分析的维度与价值

"大国"概念有多维的解释。探索大国的发展之道,已成为实践向学者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规模分析是大国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视角,学术界有必要给予充分关注并加以切实运用。中国是当今全球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从一个古典东方文明大国走向现代世界文明大国,特别是怎样在超大社会实现民主政治,必将成为中华民族在人类探索大国文明发展道路上的最大实验。中国学者有责任有义务、也有机会有条件在人类最大规模的社会实验中做出自己的学术贡献。

功能分化理论视野下法律的自主性

法律的自主性问题是法理学中最基础的问题之一。追问法律的自主性问题,就是追问法律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也就是将法律放到社会的大背景下,追问和回答“法律是什么”与“社会是什么”的问题。卢曼的社会功能分化理论,对该问题做了较好的回答。卢曼的功能分化理论批判性地继承了19世纪英国斯宾塞的社会分化理论和20世纪美国帕森斯的功能分化理论,同时又更彻底地吸收了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理论、控制论等20世纪的最新科学方法论范式。卢曼功能分化理论视野下法律的自主性,指的是作为社会的功能子系统,法律相对于环境的运作封闭性和认知开放性的结合。更好地认识中国社会的功能分化和法律自主性现象,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超大规模陌生人社会的治理与全面依法治国等实践问题。

大国转型的法治难题:从三种司法观和法官分类管理切入

以一种社会结构变迁和信息经济学的双重视角,探讨为何不同的社会结构需要不同的司法观、不同类型的法官以及不同的司法知识。正在转型变迁的当代中国,既需要应对熟人社会的综合治理司法观和调解型法官,更需要能有效回应现代陌生人社会规则之治的司法观和审判型法官。为了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在短期内,我们需要明了两种司法观分别适用的场域,并在反思司法调解制度和破除司法行政化的前提下落实法官的分类管理。但从长期来看,只有秉持规则之治司法观并保障专业法官依法裁判和积累专业知识,已经进入超大规模复杂社会的中国才能真正实现稳预期、促合作的现代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