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超大规模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基层治理模式转换——百年乡村政治史背景中的农村基层民主

目前中国仍处于超大规模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之中,为此,农村基层治理必须实现两个目标:一是提取足够的农业剩余,二是维持乡村秩序。但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内在矛盾。20世纪前半期,在提取农业剩余方面的教训是大批赢利型经纪的产生直接危害了国家的提取能力,并危害了国家维持乡村秩序的能力。建国后采取人民公社体制,使得国家得以方便、高效地提取农业剩余,但长期地大量抽取农业剩余,严重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乡村秩序难以维继。新时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基层治理模式的转换提出了要求和条件。当首先完善基层民主,在县、乡两级加强农民群众和农村精英对决策过程的参与和监督,将使超大规模社会中的良性基层控制得以实现。

建立和完善超大规模社会的社会政策体系

中国是拥有近13亿人口的超大规模的社会，又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其社会政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本文分析了，中国社会政策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认为目前诸多社会政策都是以为经济改革服务为主要目标，社会政策缺乏独立的主体件；中国社会政策的理论和方法主要受发达国家的影响，忽视了本土化特点：社会政策的政府部门协调性较弱和公民参与体系尚未形成等。作者提出必须以低成本的社会进步和低代价的社会政策体系作为在中国这样的人口人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战略取向。文章论证了进一步明确社会政策目标、加强社会政策的整合，规范政府部门在社会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角色定位，创造良好的社会参与的环境等完善中国社会政策体系的途径和对策措施。

空间再分配:城乡接合部治理的政治学意义

作为乡村城市化的前沿地带,城乡接合部是我国深刻剧烈的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阵痛的缩影,是城市化进程中社会问题最为敏感集中的区域。城乡接合部的治理涉及城市管理体制和农村管理体制两种体制之间的转换衔接与利益调整,亟需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其改革是一项涉及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利益大调整,从而构成了涉及基层政府治理、城乡统筹发展的重大议题。同时,在城乡接合部的场域内,上演着国家与市场、政府与公民、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低收入人群与中产阶层等不同维度的权力博弈,可作为观察中国社会变迁和权力博弈的重要窗口。城乡接合部的社会发展形态迥异于城市与乡村,属于城市治理研究和乡村治理研究的视野"盲区";城市治理问题正在经历一个"郊区化"的过程,城乡接合部在导入市区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同时也在导入社会矛盾;城乡接合部同时容纳了本地村民、新兴中产阶层、城市低收入群体与农民工群体,形成了马赛克式的阶层空间分布;互不兼容的多元利益诉求让基层政府处于矛盾的交汇点。城乡接合部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空间再分配"的过程,空间再分配对于中国的阶层结构与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影响。

现代程序制度的建构与“失灵”(1978—2012)——基于法官管理制度及理念的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内生需求催生了我国程序法治的制度建构,但在2013年重启职业化、专业化的司法改革之前,从域外引进的现代程序制度基本上已经不同程度地失灵,我们需要从既有的法官管理制度入手分析程序失灵的初步原因。进一步,中国诉讼实践同时存在着以实体正义为制度目标的新传统审判模式和以程序正义为主要目标的现代审判模式。虽然两大模式各有制度逻辑、有效条件以及适用的社会背景,但在中国即将迈进超大规模复杂社会的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两种司法话语(专业化司法话语与大众化司法话语)和两条司法路线(专家司法路线和人民司法路线)之间的冲突与合作。

功能分化理论视野下法律的自主性

法律的自主性问题是法理学中最基础的问题之一。追问法律的自主性问题,就是追问法律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也就是将法律放到社会的大背景下,追问和回答“法律是什么”与“社会是什么”的问题。卢曼的社会功能分化理论,对该问题做了较好的回答。卢曼的功能分化理论批判性地继承了19世纪英国斯宾塞的社会分化理论和20世纪美国帕森斯的功能分化理论,同时又更彻底地吸收了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理论、控制论等20世纪的最新科学方法论范式。卢曼功能分化理论视野下法律的自主性,指的是作为社会的功能子系统,法律相对于环境的运作封闭性和认知开放性的结合。更好地认识中国社会的功能分化和法律自主性现象,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超大规模陌生人社会的治理与全面依法治国等实践问题。

大国转型的法治难题:从三种司法观和法官分类管理切入

以一种社会结构变迁和信息经济学的双重视角,探讨为何不同的社会结构需要不同的司法观、不同类型的法官以及不同的司法知识。正在转型变迁的当代中国,既需要应对熟人社会的综合治理司法观和调解型法官,更需要能有效回应现代陌生人社会规则之治的司法观和审判型法官。为了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在短期内,我们需要明了两种司法观分别适用的场域,并在反思司法调解制度和破除司法行政化的前提下落实法官的分类管理。但从长期来看,只有秉持规则之治司法观并保障专业法官依法裁判和积累专业知识,已经进入超大规模复杂社会的中国才能真正实现稳预期、促合作的现代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