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30-1960年代文艺“形式”话语意指的分歧——以“民族形式”为中心

对1930-1960年代文艺界讨论最多的“形式”问题的研究既系统又缺失,这种缺失表现在忽视对争论过程中“形式”话语意指的考察。从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旧形式”“民间形式”到“民族形式”,“形式”意指并不一致,它一方面被理解为门类层面的不同艺术体裁,一方面被解读为创作层面的表现技巧。话语主体对意指的区分具有目的性,包括艺术体裁的意识形态特征以及表现技巧的创作自觉性与审美独立性。意指艺术体裁造成“内容决定形式”这一根本命题的失效,内容可以左右创作层面表现技巧与原则的“形式”,但却无法真正决定门类层面艺术体裁的“形式”。意指分歧在“民族形式”争论集中凸显,随着讨论深入又趋于统一,从而区别于文艺大众化运动以来的“旧形式”。理清这种分歧与统一有助于重新认识“民族形式”的复杂构成及其超形式内涵。

抗战时期文艺民族形式概念探讨的跨时代贡献

抗战时期的文艺民族形式论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我国文艺界广泛开展的一场事关中国文艺现代化发展方向的重要讨论。在论者围绕文艺民族形式概念的探讨与争鸣中,毛泽东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考的民族形式论话语被确立为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作为民族特性表现形式的超形式内涵得以凸显;文艺民族化的丰富内涵在与大众化、中国化问题的复杂交织中得以展开;作为时代精神表现的文艺民族形式的具体内涵被全面深刻呈现。这些针对文艺民族形式概念的多维探讨,显然对于我国当代文艺民族形式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发展仍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