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道与农民——《红楼梦》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超情节人物

僧道和农民分别是《红楼梦》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人物,他们在小说中不断出现,几乎伴随了主人公的一生。他们不对主要情节发展起作用,但却适时出现,成为小说结构中重要组成部分,承担了隐喻性功能。作者通过他们巧妙地揭示了小说的主题,僧与道和农民成为小说中的超情节人物。僧道在中国文化中游离于世俗之外而具有超越性,农民在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中作为真理的掌握者出现,在俄罗斯文化中是纯粹的俄罗斯灵魂的体现者,这种超越性的特殊身份使得他们承担超情节人物的作用具有了可能。超情节人物的设置,体现了中俄两位伟大作家的艺术才华。

《上海屋檐下》淡化的超情节系统

本文认为：淡化的忧郁美与起情节的戏剧结构一起共同形成了《上海屋檐下》淡化的超情节系统，它包括淡化的情节、淡化的人物和淡化的生活氛围三个子系统。《上海屋檐下》一剧，超越情节本位的戏剧结构理论，通过超情节的审美序化，赋予了作品超情节的审美意蕴，从而超越了将“戏剧美”等同于情节的紧张冲突的传统戏剧审美观。

依道点石 借佛扬波——《金瓶梅》超情节人物分析

《金瓶梅》中出现的"一僧一佛一神仙"人物形象组合,也称"超情节人物"。超情节人物形象的设定,与小说中涉及到的宗教描写有关,显然具有儒道交融的历史背景及现实基础;超情节人物的描写具有相当的叙事功能作用,这体现在叙事主题能传递果报思想和完善小说结构上。这种超情节人物设置对明清小说作品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僧一道一术士——明清小说超情节人物的叙事学意义

明清小说中经常出现和尚、道人和术士等符号化的类形象,从叙事功能上看,这是一种超情节人物。一僧一道一术士的角色设定,多有直接的历史背景及现实基础,而其复杂的文化底蕴则与作者的叙事理念相通,从而发挥着不同的叙事作用。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永远的丈夫》中的现实主义情节和浪漫主义超情节

本论文在分析小说《永远的丈夫》的基础上,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描写的主要原则和方式。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建基于主人公(特鲁索茨基和韦利恰尼诺夫)的“地下室”心理展开之上的双重性原则——他们的关系中“友情—仇恨”悖论式地同时并存;其二是人物形象的多重阐释原则——他们的形象在场景转换中得到不同侧重的强调;其三是人物形象潜在的幻想性原则——这使读者在小说中既能读到现实主义的“白昼”情节,也能读到浪漫主义的“黑夜”超情节。

古代小说中神话女神的梦境出场及叙事艺术

根据主题、内容的不同,古代小说中神话女神的梦境大致可分为风月之梦、功名之梦和送子之梦三类。小说家通过叙事空间的扩大化、叙事脉络的精细化、叙事框架的留白化、叙事背景的诗意化等叙事技巧,映射出梦境与现实之间对立统一的意旨,表现出叙事主题的多重性。在这种书写策略下,神话女神作为小说中的“超情节人物”,不仅突破了小说传统的叙事视域,丰富了传统叙事内容,超越了传统的角色设置和叙事道德观念,还对小说的结构、情节、节奏等发挥着重要作用。

品味中国古典小说结构的独特性

与西方古典小说不同,中国古典小说从追求情味出发,多采用自然呈现的叙事方式,以共时性的空间场面状态展开。这样就消解了情节之间的因果链,文本呈“碎片”式。“碎片”之间千丝万缕的网状联结与超故事情节结构的运用,又将“碎片”整合为一个整体。呈现故事的结构在消解与整合之中,甚至结构自身,都有一种浓厚的情味。

哥特主义与幽灵——简论《呼啸山庄》的主题、对比及象征

小说使用哥特情节、哥特手法。

开漳圣王传说:开漳圣王信仰的叙事话语

开漳圣王传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开漳圣王信仰的叙事、表达,可从以下方面说明:开漳圣王传说以开漳圣王信仰体系诸神为讲述对象;有关平蛮开漳的叙事揭示了开漳圣王信仰是基于开发漳州的功绩而形成的圣贤崇拜;传说中的"超人间"情节展示了开漳圣王信仰的实质内容。

奥古斯特·威尔逊系列剧中神话体系的构建及论证

奥古斯特·威尔逊作品中充斥着鬼魂、祖先显灵、神秘宗教仪式、巫术等超自然现象。这些神秘情节分散在十部系列剧中,却并不孤立,而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神话体系:大西洋底的白骨城为其根本,伊斯特大妈为其主干,其他次要神秘情节为其枝叶。神秘色彩笼罩下的是威尔逊最深刻的情感和最核心的创作思想:号召美国黑人拒绝同化,承认并继承先辈创造的遗产,理直气壮地做美国的"主人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