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高管超控制权薪酬、薪酬替代与经济后果

基于三个悖论,从努力成本补偿的角度提出了国企高管超控制权薪酬的概念,并构建了嵌入超控制权薪酬及其成本的高管效用模型,进一步推演薪酬替代机理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在薪酬管制的背景下,由于超控制权薪酬对货币薪酬的替代性,监督力必须随之调整至最佳点以使超控制权薪酬和企业业绩均保持在市场均衡的水平;而在最佳点以外,随着监督力调整方向和程度的不同,超控制权薪酬和企业业绩也会各自呈现出不同的变化方向和幅度。

中国足球超级联赛控制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研究——基于对超控制权收益的理论认识

随着我国竞技体育职业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在当前"反赌"风暴告一段落、中国男足项目竞技水平急需提升的现状下,中超联赛管办分离的改革力度正在逐渐加大,联赛公司化、市场化运作机制的发展速度正在加快,其利益相关者中的控制性股东(大股东)与非控制性股东(中、小股东)间的利益博弈将会随着中超联赛市场化的深入而进一步增强。因此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进行侵害的机率也会提高。本文基于对超控制权收益的理论认识,解构中超联赛控制性股东的收益结构,明晰与界定控制权收益,为防范控制性股东获取超控制权收益而影响我国男足项目职业化进程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以促使中超联赛经济收益分配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与合理化。

中国上市公司超控制权收益的实证研究

首先,定义超控制权收益。其次,通过分析2002至2006年间沪深两市91项控制性股权转让交易事件样本,发现每股超控制权收益比率为21.66%,超控制权收益比率为6.84%,并且超控制权收益比率与控制权竞争程度和资产负债率呈正相关关系,与独立董事比例和董事会规模呈负相关关系,且在统计上显著。

金字塔结构、法律环境与超控制权收益——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对我国2005-2007年间发生控制权转让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显示,我国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的控制层级与获取的超控制权收益正相关,法律保护水平与超控制权收益负相关。研究表明最终控制人的控制链条越长,其获取的超控制权收益水平越高,而较好的法律保护水平能够抑制其超控制权收益的水平。由此带来的启示是:应采取政策措施推进控股股东缩短控制链条,发展核心能力,既能有效降低控股股东的超控制权收益,也有利于促进其获取合理收益;同时应进一步落实对中小股东的法律保护,改善执法效率。研究还显示对最终控制人较高的股权制衡水平能够显著降低其获取的超控制权收益。

控制权收益与超控制权收益——基于企业能力理论的视角

多数文献将控制权收益定性为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是一种掏空公司的行为。从企业能力理论视角来说,控股股东是基于其独特的组织资源和能力获取控制权收益,这种收益具有合理性,它是对控制性股东卓越组织能力的回报以及在组织过程中对控制权成本的补偿。而超控制权收益则是控股股东组织能力之外的滥用权力和钻法律漏洞所获得的一种非生产性回报,不具有系统性和可持续性,表现为对中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侵害和掠夺。对控股股东侵害的规制,应在保护其合理控制权收益的基础上遏制其超控制权收益。

大股东超控制权收益与合理控制权收益实现途径

涉及大股东的成本从性质上可以分成两种:大股东的私人成本和公司成本。由于大股东私人成本的存在,造成了事实上的大股东与小股东同股不同权现象。因此大股东有动力寻找控制权收益来补偿其私人成本并获得回报,以实现事实上的同股同权。超控制权收益论对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问题提出了新的解释,该理论提出股权现金流权和控制权现金流权的获得途径和载体。

控制权收益与超控制权收益:一个文献综述

控股股东被认为能够监督公司的管理和运营从而降低代理成本,另一方面控股股东也能够利用控制权牟取控制权收益,侵占中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后者日益成为研究的焦点。然而,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到控制权收益也有合理性的一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超控制权收益的概念。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和评述,尝试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与超控制权收益关系的实证研究

对2005-2007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发生控制权转让的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显示,控股股东的超控制权收益水平与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期间信息披露质量的平均水平显著负相关,对最终控制人的股权制衡情况与超控制权收益显著正相关。研究表明,加强对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期间的信息披露的监管,以及构造对最终控制人进行股权制衡的结构,可以显著降低控股股东侵害中小投资者而获得的超控制权收益的水平。

控制权收益与超控制权收益:大股东补偿与侵占

大股东获取控制权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这些成本应该得到补偿,在公司治理实践中大股东有获得这种回报即控制权收益的正当要求。同时,由于大股东的控制优势,他们可能会利用公司治理、法律机制等不完善的治理环境侵害其他投资者的利益而获得超控制权收益。本文计量了这两种收益,修正了既有文献所认为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就是大股东侵害的观点,对大股东公司治理机制提出建议。

控制层级、股权制衡与超控制权收益——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对2005—2007年发生控制权转移的沪深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金字塔结构控制层级与控股股东超控制权收益显著正相关,并且非国有最终控制人利用金字塔结构实施侵害的动机更明确;而无论对国有还是非国有最终控制人,其他独立大股东的存在能够有效抑制控股股东攫取超控制权收益的水平。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缩短控股股东的控制链条、简化控制结构,有助于抑制其攫取超控制权收益的行为,与之相应应通过相应政策措施激励控股股东实施归核化战略、实现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整体上市,既有助于抑制其攫取超控制权收益的动机,也能促使其获取更大更合理的收益。此外,还应构建对最终控制人有效的股权制衡结构。

大股东控制权成本补偿与超控制权私利约束机制

对控制权私人收益作了新的理论解释,并进一步提出了大股东的控制权成本需要得到合理的补偿,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的实质是攫取超控制权私利。私有非货币性收益是对大股东控制权成本的补偿且对小股东无害的最好选择。增加大股东掏空行为成本可以有效遏止大股东攫取超控制权私利。

市场化进程、法律保护与超控制权收益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5-2007年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的相关数据,本文验证了我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法律保护水平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超控制权收益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上市公司所处环境的市场化进程、法律保护水平与超控制权收益负相关。我们还发现对最终控制人的股权制衡程度越高,其所能获得的超控制权收益水平越低。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环境,进一步提高我国各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完善法制化水平,以及建立对最终控制人的股权制衡机制,对抑制控制性股东侵害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控制权收益和超控制权收益理论”的控制性股东行为分析

大股东对于小股东的侵害问题由来已久,但是已有文献在对股东控制权上的分析疏漏造成了分析结果的片面性。力图通过控制权收益和超控制权收益理论的运用,深刻分析控制性股东的行为,从而提出治理大股东侵害的政策建议。

超控制权私人收益及其非货币性收益的度量

股权分置改革以后,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但是关于大股东利用控制权来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特别是大股东控制权私人的非货币性收益的计量仍然缺乏相关的理论研究。本文把控制性大股东的超控制权私人收益分为可以货币化的和不能货币化的收益,并着重说明非货币化的收益如何进行度量,最后提出抑制超控制权私人收益的相关措施。

控制权转移、超控制权与大股东利益侵占——来自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经验证据

"壳"资源的稀缺性使得上市公司成为众多企业争夺的对象,但控制权争夺后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屡见不鲜。传统的支持和掏空理论认为这是"两权分离"下的代理成本令大股东有意侵占上市公司,以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但这难以解释中国的现象。所有权和控制权的相互关系是剖析股东行为,研究公司治理的核心。本文对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后的超控制权与大股东利益侵占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研究表明,(1)控制权转移后的董事变更比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比例和控股股东在目标公司董事会中所占的席位比例与大股东利益侵占都显著呈正相关;(2)大股东利益侵占与控股股东的控制权正相关;(3)大股东利益侵占与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负相关;(4)大股东利益侵占与控股股东的超控制权呈正相关关系。

控制权收益悖论与超控制权收益——对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一个新的理论解释

现有文献将控制权收益定性为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这一定性扭曲了大股东侵害的实质,导致了一系列无法解释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对现有研究中关于控制权收益和大股东侵害的理论作出了修正,指出并论证了控制权收益是控制权成本的补偿,是控制权的风险溢价,它的实现载体是控制权作用于公司治理绩效改进所产生的增量收益,它与大股东侵害无关。本文进一步提出超控制权收益这一新概念,对其内涵和外延及其与控制权收益的本质差异作出了界定和分析,解构了大股东的利益结构,指出大股东侵害的实质是攫取超控制权收益。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作出了新的理论解释。

支持、掏空与中小股东利益保护——基于控制权价值的视角

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表现出支持与掏空两种不同的作用,分别对应着两种不同收益:控制权收益和超控制权收益。控制权收益作为对大股东对支持公司发展所作贡献的一种补偿,而超控制权收益则代表侵害所得。在降低大股东侵害所得的内部和外部公司治理机制中,包含法律在内的外部治理机制所起的作用更为显著。

民营企业终极控制性股东特征与公司融资决策行为

终极控制性股东不但影响公司表决权和剩余收益索取权的格局,还可能影响着公司的融资决策行为选择。本文以2004～2011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1112个观测值实证检验终极控制性股东在表决权、现金流权、公司治理等方面所呈现的特征与公司融资决策行为选择偏好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所拥有的表决权与现金流权两者分离程度越高,其对负债的破产威胁效应和利益转移限制效应越不敏感,越偏向于通过高负债融资等手段以达到获取超控制权收益的目的。

家族控股、终极所有权与企业绩效——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借鉴Driffield等(2007)的研究方法,运用终极产权论追踪上市公司的终极控股股东,分析我国家族企业金字塔结构下的控股股东和终极所有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第二至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企业绩效呈U型关系;家族上市公司的企业绩效与家族控股股东的控制权负相关,与现金流权正相关,与超控制权负相关;另外,家族上市公司的企业绩效与是否委派管理层负相关,与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合一负相关。同时,按家族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大小分组检验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规制研究

通过回顾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规制的经验,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现状,政府应推动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整体上市及民营上市公司的自然人持股,消除不合理关联交易的产生基础。对于暂时无法消除的关联交易,应确保交易的公允性。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监管和法律监管,以完善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