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理论——兼论社会危害性

本文对大陆法系刑法中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的存在根据和价值诉求进行了理论剖析 ,并以此来关照我国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 。

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的体系建构

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根植于文化,超越了立法,对刑事司法有着极大的影响。其优点在于符合一个特定社会中人们对于犯罪的认知,易于为一般人接受;缺点在于有理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危险,且行为性质的认定容易产生分歧。如果在特定理论的指导下,把各种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按照一定的标准体系化,我们就能准确地把握各类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的个性与共性,从而加深认识,并进一步指导立法和司法工作。

“超法规排除犯罪性行为”之基本问题研究

超法规排除犯罪性行为是符合犯罪构成,但具有社会相当性或者社会危害性轻微,为法秩序的整体精神所宽容,从而排除犯罪性的行为。超法规排除犯罪性行为不具有实质违法性,是刑法谦抑的产物,与罪刑法定的精神暗合,维护了法秩序的整体统一。刑事法律漏洞的不可避免和刑法典的滞后性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判例,为超法规排除犯罪性行为提供了理论和现实根据。我国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无法解决超法规排除犯罪性行为的罪与非罪问题,因此,超法规排除犯罪性行为理论与构成要件理论并列存在于我国刑法的犯罪成立理论之中。

刑法超法规司法解释的理性选择

罪刑法定要求法律只能适用于制定之后的行为,由于存在立法者能力的限制与预后困难等情况,导致法律必然具有不完满性,即存在漏洞。如何对待这种不完满性,存在着多种选择,而司法者通过超法规解释予以补足的方式被一些国家适用。我国是否也可以通过超法规解释的方式弥补法律的漏洞?文章提出,超法规的刑法解释在不妨碍刑法运行安全的前提下才具有合理性。由于中国的法院解释法律而不是法官解释法律的解释模式,不充分说理的判决模式,法官素质导致的法官解释法律的能力,国家的法治传统缺失等方面原因,导致中国如果允许法院具有超法规解释法律或者立法的权力,就有导致法运行安全性难于保证之虞,而法的安全应当是我国现阶段最重要的价值。因此,中国现阶段承认超法规的刑法解释不具有合理性。

论非典型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

为了实质公正地处理刑事案件,必须把违法阻却事由分成三类:一是法定违法阻却事由,二是典型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三是非典型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非典型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是指形式上符合犯罪客观要件且侵害了刑法法益的行为,由于保护或促进了当地社区绝大多数人的现实生产、生活利益,当地群众普遍认为不违法,所以虽然不符合法定违法阻却事由和典型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的条件,但根据利益权衡仍能阻却刑事违法的情况。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承认和采纳非典型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具有合理性,但必须严格掌握它的构成要件,深刻理解其阻却违法的根据仍在于利益权衡。

论人民法院的超法规出罪权

超法规出罪权属于人民法院在定罪方面的自由裁量权。它体现着实质理性、谦抑主义和人权保障的精神,同时没有违背罪刑法定,没有放纵犯罪之嫌。超法规出罪权的运用要通过法官对刑法的灵活而又合理的解释,同时它的运用要受到必要的限制。该司法权力的运用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德日期待可能性理论比较研究——以超法规责任阻却事由为视角

本文对德日两国的期待可能性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两者存在三个方面的差异,即在理论功能方面存在抽象理论的诠释功能与具体事由的判断功能的差异,在体系定位方面存在积极的责任要素与消极的责任要素的差异,在与实定法的关系方面存在维护实定法与突破实定法的差异。其中焦点争议问题为将期待不可能作为一般性的超法规责任阻却事由的问题,德国刑法基于三权分立原则、标准明确性、法秩序维护的考虑否定将期待不可能作为一般性的超法规责任阻却事由,而日本刑法以判例实践对这些理由进行了回应。综合两国情况,笔者认为将期待可能性引入中国,应当将其作为一种超法规的出罪事由,当然应当以穷尽刑法规定、类型化具体事由、举证责任分担等方面对其适用进行必要限制。而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为期待可能性的适用提供了法律支持。

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的理论体系建构——从《刑法》第13条之“但书规定”说起

我国《刑法》第13条之"但书规定"不应只有形式上的宣示意义,在司法实践中,应当采用第13条"但书规定"使无处罚必要性的行为出罪。"但书规定"的模糊性亟待理论上构建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的理论体系来填充"但书规定"之要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实质内容。在违法构成要件层面,根据适用的条件不同,分别从"不限定"与"紧急状态"出发,建构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体系;在责任构成要件层面,以"期待可能性"理论为逻辑起点,建构超法规责任阻却事由体系。

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理论基准之确定

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的范围漫无边际，因此，综合所有的行为类型，建立一个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的体系是非常必要的，这个体系需要一个统帅所有行为类型的理论基准。在一元论和二元论的争议中，一元论是比较妥当的；立足于我们国家的刑法理论和立法现状，社会危害性应当是一元论中最合理的选择。

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与法律漏洞的弥补

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是指外观上与犯罪行为十分相似,符合犯罪构成的个别要件,但因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符合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所以虽然刑法未作出排除其犯罪性的特别规定,但也应排除其犯罪性的行为。立法者认知能力的有限、社会生活的多变、法律自身的特点等导致了法律漏洞的不可避免。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是在法律规定之外,堵塞刑事法上的免除行为可罚性漏洞的有效办法。

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理论定位研究

对于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的理论定位,学者们一直争议不断。产生争议的原因首先是混淆了犯罪构成与犯罪构成理论、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关系;其次是没有充分认识到各种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在犯罪构成上的特点。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在犯罪成立理论意义上使用的一个概念,完全不同于德日法系三段论的犯罪成立理论中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在中国刑法理论中,利用犯罪构成理论是完全能够区分一个行为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在中国的犯罪论体系中应当内在于犯罪构成之中,其理论地位不应当被质疑和动摇。

论超法规期待可能性之提倡——兼论其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一致性

超法规期待可能性可否作为免责事由,存在肯定说、限制说和否定说三种主张。德国通说持否定立场,而日本通说则持肯定观点。结合刑法理论,在对有关观点进行梳理后,能得出超法规期待可能性与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一致性、不违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且有助于实现刑法适用的实质正义和预防犯罪的结论。在当下中国的法治环境和各种矛盾聚集、显现的社会现实中,应当肯定并提倡超法规期待可能性,从而实现期待可能性的功能和价值。

解析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理论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实质违法与形式违法的矛盾是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存在的内在根据。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具有刑法廉抑和实质公正的价值诉求。我国刑法可以以社会危害性为基盘移植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作为排除行为犯罪性的事由。不能盲目对社会危害性进行批判 ,要对它的社会功能进行重新界定。

超法规阻却事由的概念界定及体系定位探微

超法规阻却事由是指虽然符合犯罪构成,但由于不具有实质违法性或无期待可能性,为保护更高的利益而对刑法没有明确出罪的行为予以非犯罪化的理由。文章立足于信条学的价值立场,结合犯罪构成理论和超法规阻却事由的研究现状,从概念、体系、功能等方面对超法规阻却事由进行了定位,希望为超法规阻却事由进入我国法律体系提供参考。

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的理论初探

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理论的引入,对我国法治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是避免突破刑法的规定处罚行为人,其核心思想是保障人权,这与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理论不谋而合。在我国现有的犯罪体系下,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能够自洽,并不存在体系障碍。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理论将从违法与有责两个阶层阻却犯罪的成立。

论“超法规排除犯罪性行为”的依据——基于法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刑法具有公共品的特征,可用法经济学的方法进行分析。承认超法规排除犯罪性行为的理由有:它是市场规律下的产物;它与成文刑法在刑法的市场需求方面具有互补性;它与成文刑法在刑法的市场供给方面具有替代性;法律市场中已存在这类公共品;它是我国刑法变革的钥匙之一。

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引入初探

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在大陆法律中存在的必要性,在我国耦合性的犯罪构成下,社会危害性同样起到了实现实质公正和抑制刑罚权的功效,因此,在我国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不具有其存在空间。

从体系到功能: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的重新审视

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的理论基点在大陆法系三阶层之中,由于我国刑法条文中对于不具有可罚性行为救济路径的暂缺,也随着我国刑法理论界对于德日刑法理论的不断引入,其在维护公平正义的理念,保障人权方面凸显着越来越重要的价值。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以法益衡量理论为基础,具有通过完全阻却行为的违法性而出罪,并且通过部分阻却行为违法性来减轻刑罚两方面的重要功能,同时,由于它仅在出罪上将实际不值得处罚的行为排除,符合实质理性的要求,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

超法规的违法性阻却事由之外置化——四要件犯罪论体系下的定位

四要件犯罪构成本身缺乏类似阶层化犯罪论体系下"不法"与"罪责"的明确划分,导致了实质违法性难以为四要件犯罪构成中的任何一个要件所容纳,从而衍生出超法规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在四要件犯罪论体系下尴尬地位;若将其置入四要件犯罪构成中则会虚化超法规的违法性阻却事由之出罪功能,因此,外置于犯罪概念中在对人权价值的贯彻上具有比较优势。

超法规的正当化行为论纲

超法规的正当化行为的存在根据,是由实质的违法性论所导出的。它们并未超越一切法规,有其他部门法或者习惯法上的根据,作为一种出罪路径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应改变通行构成要件的排列次序,将超法规的正当化行为定位于犯罪客体要件中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