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法规阻却事由的概念界定及体系定位探微

超法规阻却事由是指虽然符合犯罪构成,但由于不具有实质违法性或无期待可能性,为保护更高的利益而对刑法没有明确出罪的行为予以非犯罪化的理由。文章立足于信条学的价值立场,结合犯罪构成理论和超法规阻却事由的研究现状,从概念、体系、功能等方面对超法规阻却事由进行了定位,希望为超法规阻却事由进入我国法律体系提供参考。

解析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理论——兼论社会危害性

本文对大陆法系刑法中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的存在根据和价值诉求进行了理论剖析 ,并以此来关照我国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 。

论非典型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

为了实质公正地处理刑事案件,必须把违法阻却事由分成三类:一是法定违法阻却事由,二是典型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三是非典型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非典型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是指形式上符合犯罪客观要件且侵害了刑法法益的行为,由于保护或促进了当地社区绝大多数人的现实生产、生活利益,当地群众普遍认为不违法,所以虽然不符合法定违法阻却事由和典型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的条件,但根据利益权衡仍能阻却刑事违法的情况。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承认和采纳非典型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具有合理性,但必须严格掌握它的构成要件,深刻理解其阻却违法的根据仍在于利益权衡。

德日期待可能性理论比较研究——以超法规责任阻却事由为视角

本文对德日两国的期待可能性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两者存在三个方面的差异,即在理论功能方面存在抽象理论的诠释功能与具体事由的判断功能的差异,在体系定位方面存在积极的责任要素与消极的责任要素的差异,在与实定法的关系方面存在维护实定法与突破实定法的差异。其中焦点争议问题为将期待不可能作为一般性的超法规责任阻却事由的问题,德国刑法基于三权分立原则、标准明确性、法秩序维护的考虑否定将期待不可能作为一般性的超法规责任阻却事由,而日本刑法以判例实践对这些理由进行了回应。综合两国情况,笔者认为将期待可能性引入中国,应当将其作为一种超法规的出罪事由,当然应当以穷尽刑法规定、类型化具体事由、举证责任分担等方面对其适用进行必要限制。而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为期待可能性的适用提供了法律支持。

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的理论体系建构——从《刑法》第13条之“但书规定”说起

我国《刑法》第13条之"但书规定"不应只有形式上的宣示意义,在司法实践中,应当采用第13条"但书规定"使无处罚必要性的行为出罪。"但书规定"的模糊性亟待理论上构建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的理论体系来填充"但书规定"之要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实质内容。在违法构成要件层面,根据适用的条件不同,分别从"不限定"与"紧急状态"出发,建构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体系;在责任构成要件层面,以"期待可能性"理论为逻辑起点,建构超法规责任阻却事由体系。

解析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理论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实质违法与形式违法的矛盾是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存在的内在根据。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具有刑法廉抑和实质公正的价值诉求。我国刑法可以以社会危害性为基盘移植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作为排除行为犯罪性的事由。不能盲目对社会危害性进行批判 ,要对它的社会功能进行重新界定。

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的理论初探

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理论的引入,对我国法治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是避免突破刑法的规定处罚行为人,其核心思想是保障人权,这与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理论不谋而合。在我国现有的犯罪体系下,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能够自洽,并不存在体系障碍。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理论将从违法与有责两个阶层阻却犯罪的成立。

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引入初探

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在大陆法律中存在的必要性,在我国耦合性的犯罪构成下,社会危害性同样起到了实现实质公正和抑制刑罚权的功效,因此,在我国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不具有其存在空间。

从体系到功能: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的重新审视

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的理论基点在大陆法系三阶层之中,由于我国刑法条文中对于不具有可罚性行为救济路径的暂缺,也随着我国刑法理论界对于德日刑法理论的不断引入,其在维护公平正义的理念,保障人权方面凸显着越来越重要的价值。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以法益衡量理论为基础,具有通过完全阻却行为的违法性而出罪,并且通过部分阻却行为违法性来减轻刑罚两方面的重要功能,同时,由于它仅在出罪上将实际不值得处罚的行为排除,符合实质理性的要求,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

超法规的违法性阻却事由之外置化——四要件犯罪论体系下的定位

四要件犯罪构成本身缺乏类似阶层化犯罪论体系下"不法"与"罪责"的明确划分,导致了实质违法性难以为四要件犯罪构成中的任何一个要件所容纳,从而衍生出超法规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在四要件犯罪论体系下尴尬地位;若将其置入四要件犯罪构成中则会虚化超法规的违法性阻却事由之出罪功能,因此,外置于犯罪概念中在对人权价值的贯彻上具有比较优势。

《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新论

关于《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是否具有出罪功能,在理论上众说纷纭。"但书规定"标准过于模糊,司法以其作为出罪事由缺乏可操作的标准,容易造成"同案不同判"。事实上,在法定出罪事由之外,存在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以"但书规定"作为规范依据,通过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可以为无处罚必要性的行为提供出罪的具体理论依据,也可破除"出罪标准过粗"的困境。

警察当场击毙行为的法律属性及规范化

当场击毙直接导致相对人死亡,该权力滥用之后果不可挽回。从法理角度深入分析当场击毙行为,拓展研究视角,当场击毙行为本质上属于正当防卫、执法防卫和法令行为。因其后果不可逆转性,应限定当场击毙适用条件,规范其事前执行程序、事后审查程序,正当且适度的约束警察权。规范警察当场击毙行为,限定警察权限,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违法性认识可能性体系地位界定研究

在肯定违法性认识属于归责要件的前提下,对违法性认识可能性进行体系定位并非毫无意义,其涉及阻却刑事责任的理由根据。违法性认识可能性在我国应当被列为超法规的责任要素而非故意要素。一方面,故意与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由于存在本质的不同,应归于不同层次;且将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纳入到故意中与我国当前刑法第14条规定并不相符;另外,故意说对规范责任论的误解等都说明将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纳入到故意中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虽然在四要件中难以寻求违法性认识可能性所依存的责任要素,但在犯罪论体系修正呼声高涨的背景下,修正现有刑法体系实有必要;同时,将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纳入到责任要素,不但不会导致放纵犯罪,相反还有利于预防犯罪机能的实现;此外,将其纳入到责任要素中,有助于对法定犯中违法性认识错误的解决。

犯罪论体系的意义

德日刑法学中的"构成要件、违法性、责任"的三阶层体系主要源自对如下两个问题的解决:(1)超法规的违法或责任阻却事由的认可与限制;(2)为了认定针对没有责任的人也可以构成共犯,不能将责任能力作为构成要件要素。如果一个国家的刑法或刑法理论无需解决上述两个问题,那就不一定要采用德日刑法学中的犯罪构成三阶层体系。而在共犯从属形式的问题上亦同。如果一个国家的刑法典中并未规定"构成性身份犯"与"加减性身份犯",那么,"统一性正犯概念"与"夸张从属形式"也是可以适用的。中国刑法学以及承担未来使命的年青一代应着眼于本国刑事实务中的现实问题来做出判断。

“但书”出罪适用的基础和规范

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在刑事司法中具有极强的出罪意义,在我国积极入罪占据主流的背景下,应当注重挖掘"但书"的出罪功能。"但书"和罪刑法定原则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两者并不矛盾。"但书"在出罪时起到强制司法机关进行适当实质解释的功能,因此"但书"应作为出罪的依据。刑法分则中的任何罪名都可以依据"但书"来出罪,并且出罪的模式也是多元的,它既可以在行为明显不该当于构成要件的基础上予以出罪,也可以在行为该当于构成要件形式的前提下,起到转化可罚的违法性、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和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出罪合法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