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性的幽灵与被“复兴”的传统——当下小说创作中的文化记忆与中国经验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继承"或"弘扬传统"几乎是不变的、永远"政治正确"的口号。对当代中国文化与文学来说,它具有"元话语"性质。传统究竟如何继承,或者究竟什么是我们的文化与文学传统?在过去的理论表达中,只有民族的才是大众喜闻乐见的,才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在当下全球化的语境中,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也只有民族的,才能够保证国家文化安全而抵制强势文化的覆盖或同化。这两种理解的功利性诉求所建构起的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在现代性追求的过程中,社会求新求变的激进演化,总体性的传统文化已经无从表达。在文学中对神秘事物、"边缘文化"、文人趣味和乡土中国的风俗伦理的刻意或不经意的表达中,传统仍幽灵般地存在,它的复兴也正悄然萌生。

当代家庭伦理剧的叙事经验与审美空间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电视剧领域推出的一批家庭伦理剧相继在国家和地方电视台播出,具有代表性的如《渴望》、《咱爸咱妈》、《婆婆》、《大哥》、《大姐》、《嫂子》、《老娘泪》等。为什么这些电视剧能够赢得大众的共鸣,甚至赚得许多人的眼泪,原因在于它们共同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叙事经验,其中,民族文化中超稳定文化在发挥作用。

乡土的消失:当代文学中的乡土叙事

"五四"新文学时期既开创了乡土文学的类型,也奠定了乡土文学的三个基本叙事品格。而20世纪90年代异军突起的"新乡土小说",在对乡土社会的文学还原中,其实探讨了"乡土社会"内核失却的原因,基于乡村"超稳定文化结构"的瓦解和改变。考察近年来文学创作中的乡土题材作品,可以发现在虚构和非虚构的乡土叙事的两端,剩下的是作家回望中的忧虑和焦虑,乡土想象被非虚构的纪实性乡村描写所取代。

百年中国的主流文学——乡土文学/农村题材/新乡土文学的历史演变

百年中国的主流文学不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主流,而是"题材"意义上的主流。主流文学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左右下,出现了两次转折:一次是乡土文学向"农村题材"的转移,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中国主流文学在思想倾向和审美取向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思想倾向上,是民粹主义的民众崇拜;在审美取向上是暴力美学崇拜。另一次是"农村题材"向"新乡土文学"的转移,发生于80年代初期。这一转向,使中国主流文学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最重要的特征,一是对乡村中国"超稳定文化结构"的发现;二是乡村叙事整体性的破碎。这两次转移并不是简单的历史重复,但对农村题材意识形态性的否定却是未做宣告的表达。

《蘑菇圈》:乡村挽歌的诗意书写

阿来在《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中自述,在《遥远的温泉》之后已有十年未曾写过中篇,但是在2015年先后创作了《三只虫草》(《人民文学》2015年第2期)、《蘑菇圈》(《收获》2015年第2期)和《河上柏影》三部中篇小说,在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时命名为'山珍三部'。所谓'山珍',是藏地的三种珍奇物产:虫草、松茸、岷江柏,它们并非藏人生活的必需品,它们成为'山珍'也并非历史和文化使然,而是纯粹由现代消费社会的消费需求推动的。

《我的母亲喜进花》

本书收录了五个优秀中短篇小说,包括《人妻》《我的母亲喜进花》《义诊》《底色》《冯家堡子》。从照片中的母亲喜进花,到《人妻》中迈出家门、走向小镇的腊东掩,到《底色》里漂亮女人张桂香的爱恨情仇,再到《义诊》中那个令男人想入非非的气质女人陈墨梅,处处是作者个体生活的记忆,铺陈描绘出一幅当代乡村众生百态图。温情的文字表达,再现了乡村社会生活中的超稳定文化结构和现代化浸染下的乡土亶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