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平台“超级权力”的形成与治理

随着超联结社会的到来,由资本和技术联姻下的超级网络平台不断崛起,其拥有的超级权力越来越成为双刃剑。这种超级权力既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福利,谋求了超级利润,同时也因为权力的失衡和治理能力的严重不对称,带来了极大的社会治理问题,甚至冲击国际政治和国际秩序。在资本和技术的加持下,超级网络平台的私权如何继续扩张,利用私权扩大对公权的影响,甚至侵袭公权的界限,如何处理好私权与公权的关系等,都将是平台经济时代超级网络平台与政府共同面临的新课题。最终的目标是通过与时俱进的全新治理机制,有效驾驭超级权力,既有利于网络平台健康发展,又能够在新形势下促进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

大变局时代的技术霸权与“超级权力”悖论

技术霸权已成为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选择,某种程度上已明显上升为国家意志。技术霸权是美国一以贯之的战略,其技术霸权是由多部门联动发起的全政府战略,具体的技术霸权手段主要包括贸易保护和技术壁垒策略、经济制裁和司法干预策略、限制交流与技术封锁策略、政策胁迫与技术联盟策略。但在全球大变局时代,技术霸权既力不从心,又削弱了美国的超级权力,导致竞争力下降、供应链扭曲、软实力滑坡和联盟体系弱化,并进而弱化其霸权地位。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但其作用基于开放性。大国应约束本能的、不自觉的技术霸权思维和冲动,继续在科技和教育方面保持开放合作,共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技术作为“超级权力”的时代意蕴

在技术作为"超级权力"的时代,认知模糊与情绪焦虑相伴随,胶着的多元话语增加了透视现实的难度。由于"真相"被遮蔽,观念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脱节和错位,时代的否定性一面被人们盲目地追求着,而时代的肯定性一面却被人们本能地逃避着。辨析历史前进的进步力量与落后力量,需要摆脱"身在此山中"的主体形而上学路径依赖。这意味着哲学应以重新理解"人"为基点,深入反思捉襟见肘的人学目的论,深刻领会不断再生的科技控制论,尤其要认识到控制论中蕴含着新的目的论,从而在更高层次上融合人文与科技,帮助人们认清时代的辩证法,自觉地融入浩荡的历史洪流。

“超级权力”与“政治权力”的互动逻辑

无论在何种语境下把握现实,技术、资本作为"超级权力"与"政治权力"的"互动"都是一道绕不过去的"景观",但要正确理解两者的"互动逻辑"却绝非易事,它需要突破人类"底层思维"的局限,需要跨学科基础上的另一场认识论的"哥白尼革命"。如果说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会停留在某个阶段,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理解和塑造势必要提升到更高层次,那么,突破认识论的难点,深入理解"超级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就要依托先进的自然科学,引入宇宙万物相互关联的大历史视野,在更新人类学叙事过程中,辩证地发挥"政治权力"与"超级权力"的作用。

论工业革命4.0与“超级权力”的兴起

历史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生产关系。伴随着工业革命4.0的兴起,技术进步被限于资本逻辑之中,资本增殖则被置于技术座架之上,技术权力与资本权力进一步融合生长诞生了"超级权力"。"超级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工业革命4.0的"催化剂"和"膨大剂",为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智能制造产业的普及提供了智力和资本支持;它又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麻醉剂"和"腐蚀剂","超级权力"在带来巨量超额垄断利润的同时,也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食利主义"和"保守主义"大行其道的经济根源。

数字时代数据与权力的挂钩路径及“超级权力”管控

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影响下,技术资本的出现使得专业力量与管理力量有所结合、执行力量与监督力量有所兼容,且决策群体逐渐向独立个体缩拢,导致管理领域出现"超级权力"。数据与权力的作用方式体现为技术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转变为专业优势、技术资本对市场的抢占、"超级权力"的主导性引领。为避免"超级权力"的垄断危机,要强化技术主体的正向引导与监督制约,严守技术资本涉入领域的底线,确保技术资本服务方式的持续规范,理性辩证审视技术资本效力。

平台超级权力生成机制与治理路径探析

当前,超大型互联网平台在政治干预、经济垄断和文化把控上的超级权力引起了多国政府的警觉。文章基于马克思的资本权力批判框架,探究平台权力的生成机制,点出个人隐私信息权力的让渡是平台权力生成的关键要件。以此为基础,文章梳理了平台权力从原始积累到高速扩张直至成为掌控生态的超级支配力的全过程,并提出了数据管控与垄断管控两条平台治理路径。

人工智能与未来政治的可能样态

人工智能对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构成冲击和挑战的同时,也推动着新型政治样态的塑造和发展。从弱智能到强智能再到超强智能,人工智能的升级与进化引发了一系列诸如权力结构重组、民主形式更迭、统治秩序调整等重大政治变革。随着人工智能嵌入人类生活的程度日益加深,传统权力功能的消散和结构的松动,为后权力时代数字威权的形成和超级权力的崛起奠定了现实基础。人工智能为现代政治提供便利,甚至使直接民主成为可能,但在大数据、云计算、智能推送等新型技术的加持下,公民权利虚拟化、代议民主空壳化趋势明显,算法民主可能取代选举民主。人工智能一旦突破"奇点",拥有个性情感并具备自主思维,成为足以比肩甚至全面赶超人类的智能存在,由人工智能主宰世界、掌控政治的机器统治时代就可能降临。

高科技跨国公司的全球影响力探究

5G时代在高新技术产业中拔尖而出的跨国企业群具有超级权力,而这种超级权力的来源既包括结构性权力,也包括制度权力和价值观等软实力。凭借超级权力的多样化路径,跨国公司不仅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而且成为全球公民社会中的核心成员。当然,跨国公司的超级权力也存在局限和制约,它并不等于超越国家,也不等于霸权。

数字资本主义的“遮蔽”与“解蔽”

人类已经步入互联网时代,大数据、云计算正在深刻而广泛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一种组织化的超级权力的兴起,强化了物的关系对人的关系的遮蔽,隐藏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新形式的数字异化再生产着阶级冲突和不平等的同时,也以对平等数字权力的拥有这一假象掩盖了当代全球社会中的劳资对立和阶级冲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批判性地审视数字资本主义,彰显数字资本主义对真实社会关系的遮蔽,才能使我们更为客观地理解大数据时代技术、资本与超级权力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在马克思所给出的替代性前景中解蔽数字资本主义,更为理性地面对人类的解放和未来。

社会运动中的新技术应用及其政治影响

科技变革和技术因素是塑造当代社会运动与政治发展的重要变量。新技术应用为社会运动和政治变革提供了强大动能:深刻改变了所有政治主体所处的环境,帮助他们突破原来所处的信息基础、组织条件和行动结构,实现观念的聚集、组织目标的塑造和广泛而高效的社会动员。新技术在广义社会运动中的应用,不仅使整个政治场域发生了某种"再组织化"过程,创造出一系列耦合型的开放政治空间和政治参与形式,而且改变了原有的政治结构、社会权力的运行方式乃至"政治市场"的交易规则,锻造出更多现象级的政治事物和复杂政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