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超级村庄”:类型、特征与治理路径

在解释乡村工业化时期特殊的村庄发展样态时,“超级村庄”概念被提出,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一概念都处于沉寂的状态,其理论的丰富性和延展性并未被有效地阐发。近年来,在乡村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我国出现了诸多新的超级村庄类型,因此有必要激活更新“超级村庄”的理论内涵、拓展其分析范畴。从“发展导向”和“社会基础”两个维度出发,“超级村庄”可以被划分为产业内生型、拆撤混住型、地域联合型和集聚合并型,它们具有不同的发展动力机制,并呈现差异化的内部治理逻辑。对“超级村庄”的再次讨论,不仅具有村庄类型学的方法论意义,而且揭示了“超级村庄”具有整合城乡要素的潜在功能。

都市型超级村庄治理的特征、问题及路径——以广州市D村为例

乡村治理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现阶段乡村治理要与时俱进,并因地制宜结合自身发展特点制定不同的治理方案,使其成为更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稳定区域和市场主体。都市型超级村庄由于伴随城市群、都市圈的高速发展,经济高度发达但社会治理滞后而出现系列治理困境。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和城乡融合的实践,新农村建设时期的“管理民主”向“有效治理”的治理理念转变,都市型超级村庄治理也应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为抓手,按照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求,重构以有效治理为目标导向的特色治理体制机制。

从“超级村庄”和“城中村”看农村内部的新“二元结构”

超级村庄和"城中村"这些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先发型村庄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又采用了很多传统的制度、方式和措施来保护村庄的既得利益,它们在缩小与城市的差距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同时必然拉大与农村其他落后村庄的差距,形成乡村内部新的村庄与村庄之间的不平等发展和利益分化的二元结构。

当代中国“超级村庄”的出场路径——以江苏省常熟市瞿巷村为个案的研究

本文以瞿巷村为个案探讨了超级村庄的变迁及其出场路径．主要考察三个问题：一是人与人如何相遇的？即主体际的问题。二是公共空间如何重构？即公共参与问题。三是村际如何协调？即共同富裕问题．提出当代中国“超级村庄”走向和谐的出场路径为：弥合断裂的主体际；重塑缺失的公共空间；实现区域的共同富裕。

社区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两种形态比较——比较分析"浙江村"和"超级村庄"

在马林诺夫斯基开设了社区研究之后,得到了193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回应,吴文藻、费孝通为后来的学者奠定了基础.而中国在30年代后不断变化着,社会中的不同组织也随之发生着变化,曾经被定义为社区的对象同样在改变,变化之大甚至使有些学者怀疑是否还存在着社区?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学者通过实地的社区研究,提出了很多关于社区的观点和理论.

泉州农村社区建构的研究——泉州晋江“超级村庄”剖析

对泉州农村四种类型中的社区进行个案研究,提出泉州出现''超级村庄'',分析了超级村庄的地理特点及出现的问题,并分析形成的原因.从注重村落的历史文化传承性、农村社区的合作体系、社区经济、和谐社会模式及参与式社区的构建等五方面阐述泉州农村社区构建路径的探讨意见,以期把农村区域内的村庄建成为繁荣和谐的农村新社区.

村庄变迁中的经济与伦理--评《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变迁》

随着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和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被提上了重要议程。无论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还是新型城镇化,既影响着当下乡村的发展状况,又在共同探索着未来乡村发展的道路。在此背景下,《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变迁》一书的重刊,以及我们对该书的重新阅读和理解,都具有了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超级村庄变迁与农村自发城镇化实践

农村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和城镇化稳步推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本文从内源式发展视角出发,以永联村为例,从“主体性”“开放性”“普惠性”三个维度考察了农村社区自发城镇化的具体历程,重点分析了超级村庄迈向稳态城镇化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在农村社区自发城镇化的过程中,拥有主体性的村集体发挥了重要的组织载体作用,村庄社会保持开放性是有效融合内外部资源、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党组织领导下的普惠性追求则为村庄朝着城镇化方向转型确立了目标指引。通过经济形态、社会文化、社会治理等多个层面的转型,村庄逐步突破了“城-镇-村”格局中以城镇为发展中心的“核心-边缘”梯度发展模式,农民过上了城镇化的生活,走出了一条自发城镇化的发展道路,村庄的变迁也丰富了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实现形态。

浅论超级村庄有没有未来

《社区的实践_"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在以农村改革先行于城市,东南部沿海地区开放优先于内地及国家与乡村基层社会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的宏观背景下重点介绍了超级村庄的形成和基于内源性的"越位"发展。在已有的发展成果中,无论是发展的规模还是发展的模式,似乎这条超级村庄的发展模式能给中国农村以有益的启迪,但是随着老一辈创业者的离去,超级村庄是否可持续发展?笔者将集中对超级村庄的发展模式中的弊端进行剖析,并对超级村庄的未来提出质疑。

乡镇企业主导的区域产业空间研究——以江苏省江阴市为例

以江苏省江阴市为例,从分析其具体的产业布局特点入手,研究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发达地区乡镇企业密集区域的产业发展新趋势与空间结构调整的新要求。提出了引导该类区域产业空间整合的主要模式与具体对策,并延伸分析了几种典型的乡镇企业主导的产业空间对区域城乡空间的引导模式。

地域社会学视角下的乡村都市化与村落转型

基于地域社会学视角审视中国乡村都市化进程,以地域社会分析框架从地域动力机制、社会样态及整合机制三个维度系统性考察超级村庄及城中村两种特殊地域社会类型。超级村庄是典型的市场导向内生模式,而城中村则属于行政驱动外生型模式;超级村庄地域社会样态呈现一种城乡衔接带特征,而实践中的城中村则是一种新型都市村社共同体样态;超级村庄通过一种后集体主义整合机制实现集体不散的神话,而城中村则通过复调型整合机制实现暂时性秩序,最终实现类贫民窟式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向现代城市社区转型。中国多元城镇化战略不仅要求学术界突破城乡二元对立的传统理论范式,也成为中国政府能否在城乡统筹意识话语中突破单向度发展主义模式和传统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壁垒从而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之实践试金石。

乡镇企业的区位选择及其与所在社区的利益关联

近年来,在外资经济和跨国产业成为当今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和备受关注的焦点的同时,人们对乡镇企业的关注已微乎其微。本文试图描述在外向型经济全面冲击的情况下乡镇企业的发展现状,并分析乡镇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有效性,进而探讨乡镇企业与所在社区的利益连带关系及其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的推动作用。

语言景观与村落社会主体的身份建构:苏州虬泽村的个案

在苏南地区,随着农村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乡村人口出现了“出”和“进”的双向流动;伴随着人口流动过程,乡村社会主体身份和社会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了解这种变化是有效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新课题。社会主体身份和社会关系变化既反映在乡村社会的语言景观变化中,也由乡村社会的语言景观所构建。本文以超级村庄虬泽村为个案考察语言景观对村落社会主体的身份建构。在提出建构身份的语言景观资源系统的基础上,运用语言景观民族志方法对虬泽村七大类语言景观进行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描写,从中看到虬泽村社会不同群体身份具有多重性、变化性、流动性的特征,不同群体在互动中产生了复杂的社会关系,表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关系变迁及其机制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