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字生态下诉源治理的善治程式

数字生态下,诉源治理结构异化,治理能力受到限制,治理方式趋于类型化,以闭源和塞流为主要手段的诉源治理并非解纷止争的有效手段,必须努力探索精细化治理模型。当下的平台治理、数权治理以及ODR等多元治理机制表现出了强势姿态,形成了垄断治理、占位治理和功利治理的超能动主义生态。为扭转当前的治理态势,须从超能动主义转向司法克制主义,将垄断治理转向契约治理、占位治理转向共生治理、功利治理转向形式治理,并建构精细化的程式理路,优化诉源治理“三端”,以私权、相对公权、绝对公权三重角色为对应界点,由客观走向主观;以自主性、弱强制性、强制性为发展脉络,由公共法律服务走向专业治理;打造协同贯穿的司法兜底机制,完善权利本位下的双向共振,力求实现数字生态下的诉源善治格局。

辛亥革命后基层审判的转型与承续——以民国元年上海地区为例

民国元年上海的审判模式,随着法庭及诉讼参与者权责的重新配置,逐步从传统的超能动主义向中立主义转型,其主要动力是清末以来的法政知识、人才和舆论的准备。但这一新体系尚未获得系统性制度和资源的支撑,尤其是民事审判中的权责配置,仍部分保留了旧有模式。因此,民事案件中沿袭了帝制时代注重情理和当事人合意等特色。上海的变化是大都市的代表性例证,超前于其他地区,但体现了此后民国时期司法变革的基本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