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志:墨家的超越观念及其政治关切——墨子思想的系统还原

墨子的根本宗旨是谋“百姓之利”,除“天下之害”。利害在于治乱;治乱在人,故须“非命”。治乱的根本乃在于“仁义”与否:祸乱的根源是人们“不仁”而“不相爱”,故呼吁“兼爱”;祸乱的表现是人们“不义”而“交相贼”,故主持正义、诉诸“交利”。当务之急乃是“非攻”,因为当时最大的祸乱就是诸侯兼并战争。防止攻伐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足够的国力,故须研究治国强国方略;二是充分的守备,故须研究战略战术、军事装备,进而研究科学技术。上述“仁义”价值须有一个形而上的超越者作为终极根据,故须“明鬼”而尊崇“天”之“天志”。“天”的世俗代理人即“墨教”宗教团体;墨教并非为某个特定国家谋利,故须独立于任何国家权力系统之外。然而墨子关于权能格局的思想存在着深刻矛盾:他所维护的和平秩序,乃是承认王权衰落之后的“国际”格局,即是多极权能格局,这与神圣代理人的独立性互为条件,此乃墨学在皇权专制时代衰绝而在近代复兴的根本原因;但其“尚同”思想却恰恰与上述多极思维相冲突,这是当时中国社会走向皇权专制的历史趋势的反映。

主体超越性与社会发展

文章对主体超越性进行新的界定 ,新的分析。创造、超越与前进并不完全等同 ,也不能互相取代。

胡塞尔与实在论-观念论之争

胡塞尔称自己的哲学为“超越论的观念论”,这使得当代实在论者将其视为重要批评对象,他们主张,胡塞尔哲学因为其超越论的立场而错失超越本身。胡塞尔关于实在论—观念论的讨论是借助“内在—超越”概念展开的,他区分了两组内在—超越概念,这两组概念通过与两个意识概念的对应,同构造的两个基本范式联系起来,这样,实在论—观念论之争就落实在这两个基本范式的有效性问题上。正是从这个方向上,胡塞尔有效地辩护了超越论的观念论与自然的实在论的可兼容性,从而证明,他的超越论的观念论并未错失超越本身。

反思与重构:生命意识的文化视野

尊重生命是社会的首要价值准则。它具有目的性、普遍性和平等性特点。审视我们生活中漠视生存尊严的行为“习惯” ,尤其是对生命权利的“无意识”暴力现象 ,解读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现实原因 ,在于正视它对社会心理最隐蔽的伤害性。重构生命意识 ,让生命的唯一与神圣融入文化而铸成信仰 ,体现了人类生存智慧在终极意义上的“回归” ,也是我国实现社会公正和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脑、心、世界:预测编码、新康德主义与超越论的观念论

最近一些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认为预测编码进路支持了一种激进的神经表征主义,按其所言,我们有意识体验的内容是一种神经建构,一种由脑生成的模拟。这种说法与19世纪中期德国新康德主义者发展的思想极为相似。而一些新康德主义者最终对他们所处的表征主义框架的说服力和内在一致性产生怀疑。我在本文中将首先论证当代预测编码的支持者需要认真对待其中的一些关注点。之后我会转向现象学。我们会看到,胡塞尔支持超越论的观念论的动机部分是由于他拒斥表征主义和现象主义,以及他试图捍卫体验世界的客观性。这让我们面临一个有趣的问题,即哪种立场最能顺应我们对实在论的自然倾向:当代神经表征主义还是胡塞尔的超越论的观念论?

论当代中国水彩画家创作观

西方水彩画在进入中国后好比一只小艇划入汪洋大海,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底蕴不仅接纳它而且还有一种强大的吸收力量。其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国传统绘画是水性材料绘画,所以水彩画对中国人有天然的亲和力,对水彩画技法的掌握可谓驾轻就熟;二是根基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使得水彩画在中国的起步阶段就带着鲜明的民族特征。但如何使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水彩画适应当今艺术发展趋势,使这种传统的架上绘画冲破历史的束缚,是新时期赋予当代中国水彩画家们的新课题。

试析陈寅恪的“超越”观念——从《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说起

“超越”观念在陈寅恪的思想中处于枢纽地位,贯穿了陈氏的经世思考、道德主张和学术实践。在表述上,它经过了一个从“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到“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的变化,前者更多哲学意味,后者更凸显一种史家立场,但所指并无差异。“超越”观念意味着在尊重历史特殊性和多样性的前提下,对普世性与共通性的追求,它同时强调现象的特殊性和观察者在不同时空与人事间穿梭转换的能力。对它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陈寅恪的诸多史学主张。从思想史角度看,“超越”观念与陈寅恪对其时思想界、学术界中某些现象或议题的认知有关,其中最重要的对话对象是社会进化论与价值的“历史化”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