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额信贷风险分析

政府干预是一把双刃剑，经济起飞时期，它可以弥补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缺陷，降低信贷活动的成本，甚至是提高信贷配置的效率；但政府干预并不是无条件、无成本的，其作用前提逐步削弱时，政府往往以强制合同的形式实施干预，强制合同收益与风险不平衡的分摊机制通常会加剧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形成比内生信贷风险更高比例的信贷风险--超额信贷风险。

地方政府财政实力、超额信贷扩张与城商行流动性风险

信贷资金财政化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对其进行治理可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文章基于城商行独有效用函数构建理论框架,探究不同类型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通过隐性担保或融资替代对城商行超额信贷扩张及流动性风险的作用机制,并以2012-2019年间104家中国城市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地方政府一般性财政实力通过隐性担保激励城商行进行超额信贷扩张并提高自身流动性风险.其次,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与城商行信贷资金存在显著替代关系,因此可降低城商行流动性风险;新增政府债券收入则存在双向作用机制,其作为隐性担保指标将提高城商行流动性风险,但其融资属性也可抑制城商行流动性风险.最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超额信贷融资发挥了主要中介作用,融资平台、上市国有企业、上市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在一般性财政实力提高城商行流动性风险中发挥的正向调节作用依次递减.文章为深刻理解信贷扩张时期的信贷资金财政化形成机制、加强城商行超额信贷扩张的逆周期监管工作提供帮助.

所有制、政治关联与企业超额信贷

关于政治关联的文献中,都提及了政治关联能够为寻求政治关联的组织带来额外的资源,这种资源大多直接表现为经济上的好处。但这些研究并未触及政治关联的效率边界问题。本文以我国2007-201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政治关联对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我国银行业普遍"惜贷"的局面下,某些上市公司依然取得了银行的超额信贷支持;获得超额信贷支持的大多是国有企业,并且高管的政治背景以及企业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力强化了国有企业超额贷款的形成;某些民营企业尽管也得到了超额银行贷款,但起主要作用的是银行关系,而非政治关联。此外,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对抑制国有企业的超贷行为基本上不起作用,却显著地抑制了民营企业超额贷款的形成。

超额信贷供给、部分企业过度借贷和过度投资探析

信贷市场不完善情况下,对社会投资是否存在不足或过度的分析主要遵循两类结论截然相反的研究,一类研究认为信贷市场最终会存在借贷不足,政府应该干预以实现社会最优投资水平;另一类研究却认为信贷市场最终会借贷过度。然而现实中往往是某些大型企业借贷过度,而广大中小企业借贷不足。本文在多层委托代理框架下分析了银行的超额信贷供给行为,以及这种行为如何导致部分大型企业过度借贷和过度投资。超额信贷供给和信贷配给共存解释了部分企业会投资过度,部分企业投资不足。

政治关系、企业超额贷款与大股东资金侵占——来自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证据

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作为一种替代性的非正式机制,在改进民营企业融资和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已有文献着重研究政治关系对资源配置结构的影响,但较少关注相应的效率问题。本文以我国2007～2009年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政治关系对企业超额贷款形成以及大股东资金侵占的影响,从资金使用角度对政治关系与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银行业普遍存在"所有制歧视"的局面下,某些家族企业仍然获得了超额银行贷款,并且企业高管的政治背景强化了超额贷款的形成。但是,从家族企业债务融资的动机看,企业借助政治关联谋取超额贷款的行为并不是为了发挥债务的治理效应,而是为了控制更多的资源,以为其侵占行为提供便利。本文还发现,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可能发生侵占行为。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抑制企业委托理财?

本文匹配了省级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上市公司数据,将2011-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委托理财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抑制企业委托理财行为。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减少超额银行信贷、降低金融回报率、缩减影子银行规模,从而抑制企业委托理财;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融资约束较低、企业内部风险较低、外部市场竞争程度较低、国有企业以及制度环境较差地区中,该抑制效应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