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会影响真实盈余管理吗?——基于超额在职消费的中介作用

从管理层治理视角出发,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董责险)、超额在职消费和真实盈余管理纳入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内,以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董责险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以及超额在职消费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董责险对真实盈余管理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超额在职消费在董责险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以及两职合一的企业中,董责险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加剧效应更为明显。

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内部控制与企业价值

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命脉,在国家经济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而管理权和经营权分离容易诱发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行为。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对企业价值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行为与企业价值呈负相关关系,即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行为的发生会降低公司价值;(2)内部控制缓解了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价值之间的负向关系。因此,国有企业在腐败治理中应重视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构建“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从而提高企业价值。

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股权激励和审计费用

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加剧了代理冲突,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在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由于事务所在对被审计单位进行评估时会将这一因素纳入考虑范围,所以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可能会影响到审计费用。以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会显著增加审计费用,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股权激励负向调节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更大;在国有企业中,与中央国有企业相比,地方国有企业超额在职消费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更大。

股权结构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以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以2013—2020年国企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股权多样性、股权制衡度的视角研究股权结构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示:股权多样性、股权制衡度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国企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行为。在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简称“国企混改”)背景下分析股权结构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补充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建议国企进行混改使股权达到平衡,提升公司治理效率,抑制高管腐败行为的发生。

内部控制、产权性质与超额在职消费——基于2007—2014年非金融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在充分梳理国内外在职消费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内部控制对于上市公司超额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为主要研究目标,从外部政策变化视角入手,即借助限薪令和八项规定的颁布,利用厦门大学内部控制指数(2007—2014),区分国有与非国有上市公司,对我国2007—2014年非金融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和超额在职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显著降低上市公司超额在职消费程度,运用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之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而且,国有上市公司中内部控制对于超额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分别对2009年限薪令出台的前后情况、2012年八项规定出台的前后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政策生效后内部控制对国有上市公司超额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

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不同治理机制间协调研究——基于政府审计与内部控制关系视角的实证分析

在实践中,多种治理机制并存的情况下,高管超额在职消费问题依然不断出现。这意味着,现阶段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治理的关键可能在于不同治理机制之间的协调,因此,厘清不同治理机制之间的理论关系是当前研究中的重中之重。基于此,本文选择政府审计和内部控制这两种重要的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治理机制,探究二者在治理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在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治理过程中,政府审计与内部控制之间存在程序上的互补关系,且该互补关系不是源自于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而是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为政府审计程序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支持。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审计与内部控制之间缺乏跨时间的互补关系,即政府审计虽然能够在审计期间提高内控质量,但是提高的这部分内部控制质量仅在被审计后前两年发挥了作用,并没有在非审计期间持续发挥治理作用。

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价值——“代理观”与“效率观”的理论协调及其实证检验

为了协调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代理观＂与＂效率观＂二者间的矛盾,将在职消费分解为正常在职消费与超额在职消费,并基于薪酬替代理论构建测度超额在职消费的经验模型,采用2007年-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平行面板数据检验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结果显示,超额在职消费在现实中的存在具有客观性,其对企业价值会产生消极影响。这意味着,在职消费中的超额在职消费作为代理成本的一种形式,在涉及高管薪酬激励及其业绩后果的相关问题时应予以充分考虑。

市场化程度、超额在职消费与盈余管理

基于在职消费效率观与代理观相融合的视角,将企业在职消费区分为正常在职消费与超额在职消费,以2012—2015年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检验了两者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超额在职消费会引发企业高管盈余管理行为;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超额在职消费引起的盈余管理行为更为显著;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能抑制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所引起的盈余管理行为。

实际控制人控股多家上市公司与超额在职消费

文章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实际控制人监督职能角度,研究实际控制人同时控股多家上市公司,对管理者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所属实际控制人同时控股多家上市公司时,其超额在职消费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上市公司。进一步研究表明,产权性质和外部治理环境能够对二者关系产生显著影响:民营企业和分析师关注度较高企业,控股多家上市公司对其超额在职消费不存在显著影响;媒体监督较高企业和十八大之后,控股多家上市公司对其超额在职消费的促进作用受到显著抑制。文章研究不仅丰富了实际控制人监督和超额在职消费领域的相关文献,同时对实际控制人如何有效治理公司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降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水平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现有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文献大多聚焦于股权质押后控股股东为规避控制权转移而对公司施加的直接影响,忽略了高管这一公司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角色。实际上,股权质押后控股股东更可能通过加强对高管的监督进而降低控制权转移风险。基于此,文章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视角,探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高管行为的影响,并区分不同产权性质、不同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以及股权质押类型进一步研究了不同情境下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水平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会加强对高管的监督,降低了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水平;进一步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水平的降低作用主要出现在非国有企业样本、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较好的样本以及场内标准化质押的样本中。本文的研究对现有股权质押经济后果相关文献形成了有益补充。

超额在职消费对债务约束治理效应的影响研究

债务约束治理效应之一是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产生影响,而在职消费的超额部分作为管理层权力寻租的表现,会影响这一债务约束治理效应。通过对2010—2015年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随着债务约束的增强,股东会关注债权人利益,通过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来减少债务代理成本;在此基础上通过计量超额在职消费发现,超额在职消费会削弱债务约束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负向影响,并且这一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研究结论表明:由于管理层权力给予高管自定薪酬的能力,所以超额在职消费削弱了高管薪酬的债务约束治理效应。旨在给债权人在信贷风险定价时提供新的考量因素。

社会资本与超额在职消费:激浊扬清还是推波助澜

作为企业治理的重要问题之一,代理成本诱发超额在职消费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文章以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考察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资本水平差异对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显著提高了超额在职消费,起到推波助澜的负面效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水平维度上通过提高机构投资持股比例、短期债务融资比例及扩大独立董事比例和监事会规模均能抑制社会资本加剧超额在职消费的负面效用,公司治理环境维度上通过强化企业内部治理环境、加快市场化进程亦能削弱社会资本对超额在职消费的“推波助澜”。以上结论为社会资本利弊之争提供有益补充,亦凸显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治理替代效应,同时为企业完善内部治理水平及政府优化制度环境与规则治理以抑制社会资本负面效用提供一定借鉴。

资本市场开放与超额在职消费——基于“陆港通”的准自然实验

“陆港通”是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关键步骤,对于规范上市公司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基于“陆港通”实施背景,本文以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了资本市场开放对公司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陆港通”显著降低了管理层的超额在职消费水平;股权集中度越高,“陆港通”标的公司超额在职消费下降的幅度越大;该结论在使用PSM方法控制样本选择偏差以及进行安慰剂检验后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表明,“陆港通”实施后,公司财务信息质量的改善是资本市场开放抑制标的公司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路径;并且,当外部信息环境较差时,资本市场开放对超额在职消费发挥了更大的治理效应。上述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开放有助于约束管理层的隐性私利侵占行为。本文丰富了资本市场开放治理效应的相关研究,也为监管部门继续完善并推进互联互通交易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EVA薪酬机制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基于内部控制的调节效应检验

在公司治理层面的制度系统中,内部控制处于一种更为基础性与主导性的地位。文章以中央企业实施EVA考核为背景,以2010-2020年为研究窗口,采用调节效应模型对内部控制是否影响EVA薪酬机制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EVA薪酬机制对超额在职消费行为具有激励替代效应,且内部控制对二者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地,运用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发现这一调节作用主要是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实现的;分组检验发现,EVA薪酬机制对超额在职消费的激励替代以及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在商业类企业、产权制度相对落后的地区以及2013版《考核办法》修订之后更为显著。文章从公司治理角度补充了业绩考核制度发挥约束功能有关影响因素方面的理论成果,对促进内控、考核、合规的融合提供一定的启示。

党的巡视、超额在职消费及其渠道效应——基于中共十八大反腐建设的研究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大力推进反腐败斗争与党风廉政建设。随着巡视制度被以党内法规的形式确立为党内监督制度,巡视工作也被赋予更多的使命与职责,目前已完成对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等组织的巡视,这为我们开展巡视制度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本文以被巡视国有企业的下属上市公司为检验样本,采用PSM-DID的分析方法,考察党的巡视对企业腐败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党的巡视能够显著抑制国企高管的超额在职消费行为;(2)党的巡视对超额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在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更为显著;(3)渠道效应研究表明,党的巡视通过加强媒体的报道、约束地方的保护主义,从而抑制国企高管的超额在职消费行为。分位数回归及安慰剂检验结果进一步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本文的研究为检验反腐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微观角度的经验证据,这为今后进一步完善党的巡视制度,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也为他国学习中国经验提供了一定借鉴。

卖空约束放松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

自2010年开始施行的融资融券制度是中国资本市场重要的制度创新，其实施效果引起了研究者持续的关注。本文从公司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角度研究融资融券制度对标的公司产生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卖空约束放松之后，公司管理层超额在职消费明显减少。在做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果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卖空机制对超额在职消费的治理效应主要通过直接监督和间接改善信息透明度两个渠道实现，并且这一治理效应在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较高以及大股东掏空程度较严重的情形下更为明显。以上表明，卖空机制具有约束管理层的外部治理作用。

政治关系、产权性质与超额在职消费关系研究——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在职消费"是当前中国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收集2003-2014年我国上市公司在职消费和政治关系的相关数据,研究政治关系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的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拥有的政治关系强度与超额在职消费水平显著负相关;(2)产权性质对上述关系有所影响,非国有企业中该效应更为显著,说明对于越需要建立社会关系网络的企业,政治关系对超额在职消费水平的抑制作用越显著。

“严监管”下审计监督的个体治理效应——基于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研究

本文基于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视角研究审计监督对国有企业发挥的个体治理效应。采用2007—2017年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样本,本文以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监督背景为切入点实证考察"严监管"背景下审计监督对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个体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监督背景能够显著抑制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并且这一现象主要体现在2013年开始的"严监管"时期。这一结果在多种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监督背景与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负向关系不仅受到审计监督的动机和能力的影响,而且受到国有企业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最终,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监督背景能够有效缓解地方国有企业因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引致的公司价值减损和股价崩盘风险。

契约参照点、高管薪酬激励与超额在职消费

基于契约参照点理论,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14年的数据为样本,探究契约参照点、高管薪酬激励与超额在职消费三者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果发现:契约参照点与超额在职消费之间具有正向关系;高管薪酬激励有利于降低超额在职消费,对契约参照点与超额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且存在产权和经理人市场化程度方面的差异。研究还发现:与"八项规定"政策实施前相比,该政策实施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对契约参照点与超额在职消费之间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说明这一政策得到了有效落实。上述结论对如何进行高管薪酬契约设计以及解决高管超额在职消费问题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支持与参考。

慈善捐赠、自媒体信息披露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

以2014—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上市公司慈善捐赠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及企业自媒体信息披露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实证发现:上市公司慈善捐赠规模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显著正相关,而企业自媒体信息披露抑制了高管以慈善捐赠为幌子的超额在职消费行为。进一步研究表明,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效力较强和内部控制环境较好的企业中,自媒体信息披露对慈善捐赠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正相关关系的抑制效应更为明显。本文丰富了慈善捐赠与高管代理行为领域的研究,也为企业运用自媒体信息披露加强公司治理提供了参考与借鉴,同时也为广大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自媒体信息的辨别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