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与企业投资偏好——来自创始人控制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8―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创始人控制的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对企业投资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行为及程度与企业长期投资强度正相关、与企业短期投资强度负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地区市场化进程较快、家族企业处于成长期或成熟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时,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对企业投资偏好才具有上述影响。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有助于提升长期投资强度及降低短期投资强度,进而改善企业绩效水平。本文不仅丰富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的相关研究,也对创始人控制家族企业的投资偏好给出了更多的解释。

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与战略变革

战略变革对家族企业的存续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9—2020年A股家族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对战略变革的影响。研究发现: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与企业战略变革显著负相关。机制检验表明,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通过增加企业融资约束和降低风险承担两条路径抑制战略变革。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对战略变革的抑制作用在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合一、独立董事占比低的企业更为明显。研究不仅丰富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经济后果与企业战略变革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而且对家族企业从公司治理层面推动企业战略变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吗?

本文以2008-2017年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发现,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分析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削弱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正相关性;较高的公司信息透明度或者机构持股比例均会降低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正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控股家族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是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途径。最后,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本文不仅丰富和补充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也对家族企业的风险投资行为给出了更多的解释。

德国“超额议席”的形成及其宪法争讼

"超额议席"是德国个人化比例选举制度的特殊产物。两德统一后,超额议席问题越来越得到学界与政界的关注。不仅仅因其在数量上明显增多,而且在选票胶合时将决定某一政党是否有能力执政、组阁。2013年联邦大选前,原联盟党与自民党组成的议会执政党团由于受惠于此,使得制度改革始终意兴阑珊。在民主过程中失利的议会反对党诉诸"规范审查程序"在联邦宪法法院扳回一城——《联邦选举法》因违反选举的平等原则及政党机会平等原则而被判违宪。为贯彻执行法院判决,联邦众议院匆忙启动跨党派间改革动议。然而经由朝、野党团匆匆完成的法律修订,是否仅为"即用即弃"的应景之作,仍有待观察。

大股东非执行董事与董事会治理效率——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国有控股公司董事会建设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文章基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非执行董事这一视角,对国有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效率进行检验。研究发现:随着国有大股东所派出的大股东非执行董事在董事会中的超额席位的增高,不仅削弱了董事会的独立性和多元性,而且增强了大股东与大股东非执行董事间的利他主义倾向,提高了代理成本,最终导致董事会对经理层监督效率的降低。

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关联交易的视角

本文基于关联交易的视角,以2008-2017年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与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控股家族的关联交易行为正相关;同时,控股家族的关联交易行为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程度较高的公司中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机构持股比例较低、两职合一、董事会规模较小时,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与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控股家族的关联交易规模之间的正相关性更强;控股家族的关联交易规模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其与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的交互关系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更明显。最后,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本文不仅从关联交易的视角探讨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也为家族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成因提供了更多的理论解释。

代际传承与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

本文以2008—2018年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代际传承对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的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发现,二代接班准备企业的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会显著增加,但二代接班上位后企业的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则会明显降低;同时,二代海归背景不仅强化了二代接班准备对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的正向影响,也削弱了二代接班上位对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的负向影响,而二代介入时长则会降低二代接班准备对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的提升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构建能力权威"和"应对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是代际传承影响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的重要机制;并且,二代接班自治后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并未出现明显的差异;此外,超额家族董事席位是导致代际传承中企业绩效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不仅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来理解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的形成动因,也丰富了代际传承的相关研究。

家族控制权结构与银行信贷合约:寻租还是效率?

本文以2003～2010年沪深两市家族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家族控制权异质性特征与银行信贷合约之间的关系,以检验家族控制权寻租效应和效率效应的适应性情景。结果发现,家族通过金字塔结构和超额董事席位两种控制权增强机制对上市公司的控制程度越高,其获得银行信用借款的比例越低,担保借款比例越高。家族对企业的超额控制权传递着公司未来预期和信息风险,增加了银行面临的代理成本,体现了寻租观而非效率观。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控制程度与银行信用借款之间的负相关性在具有政治关联、较高公司声誉和公司透明度高的企业中会降低。提高地区法律制度水平会降低家族超额控制引发的代理成本和信贷违约风险。地区银行业腐败会降低银行对借款企业超额控制所引发的信贷风险的评估能力。此外,家族对企业的超额控制影响企业信用借款的机制是通过提高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来实现,家族对企业超额控制程度越高,企业债务违约概率越高。

资源依赖与董事会结构——基于高校上市公司的研究

文章以高校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其董事会的形成及作用,结果表明母体高校利用自身资源优势而在附属上市公司占据超额董事席位,并为公司带来收益。具体表现为:(1)母体高校的声誉资源、政治资源和科技资源越丰富,其占据的超额董事席位就越多,这种正相关关系只显著存在于企业成长期和衰退期,在企业成熟期则不显著;(2)母体高校掌握稀缺性资源并据此占据超额董事席位的制度设计,有助于高校上市公司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承担更少的税负,且这一关系也仅在企业成长期和衰退期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