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媳妇艾滋病相关知识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梅毒丙型肝炎感染状况调查

目的了解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越南媳妇预防艾滋病相关知识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梅毒、丙型肝炎感染状况,为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提供依据。方法对越南媳妇进行面对面的问卷调查和采集静脉血进行HIV、梅毒、丙型肝炎抗体检测。结果共调查406名越南媳妇,艾滋病总体知识知晓率为34.9%,对艾滋病相关知识存在混淆、错误的认知,尤其是对非传播途径的错误认识较多。查出1例HIV抗体阳性者,HIV抗体阳性率为0.3%;查出梅毒7例,梅毒检出率为1.7%;查出丙型肝炎2例,丙型肝炎检出率为0.5%。结论针对越南媳妇艾滋病知识的薄弱环节,开展宣传教育。同时对该人群加强监测,才能有效地阻止艾滋病病毒在配偶间的传播和母婴传播。

越南媳妇吴慧君:25年未拿到中国绿卡

中国绿卡被誉为“全球最难拿的绿卡”,从越南嫁来中国的“外来媳妇”吴慧君深有体会。她嫁入中国25年,但绿卡依旧遥遥无期。由于是外籍人士,纵有高学历,但就业、养老依旧是难题。

难以跨越的边界：中国中部山区跨国婚姻女性身份呈现--基于鄂东北红安、大悟两县越南媳妇的调查

基于鄂东北红安、大悟两县山区86名越南媳妇的调查,发现在适应陌生文化过程的接触期和危机期,越南媳妇的心理、身份边界非常明显,对自身边缘、弱势及自愿的商品身份有着清晰认知。越南精英文化、移民政策排斥和中国身份政策、社会保障缺位的双重区隔,使得越南媳妇难以跨越多重边界,出现了模糊的身份认同;面对移民政策和文化限制,她们开展有限的自我适应策略。难以突破政策、心理和文化身份边界的越南媳妇,文化适应过程的心态呈现"倒U型曲线",成为悬浮于当地乡土社会"陌生的媳妇"。

河口县跨境越南媳妇高危性行为及多性伴对比分析

目的了解跨境越南媳妇的高危性行为及其特征,为防控提供依据。方法 2015年3月,由经培训的双语外展人员,采用立意抽样的方法,选取河口县越南媳妇(事实或登记婚姻半年以上)为调查对象,进行横断面调查,了解人口学特征、高危性行为及多性伴(>2个)情况。资料采用Excel 2007录入,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结果共调查86人,第一次性行为平均年龄(17.5±1.9)岁;跨境前后多性伴者分别占23.3%(20人)、72.1%(62人);最近一次性行为使用安全套者占46.5%(40人);HIV阳性1例,占1.2%。第一次性行为年龄、婚姻状况、结婚时间长短、有无小孩的多性伴情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河口县跨境越南媳妇高危性行为及多性伴现象普遍存在,是潜在造成艾滋病病毒(HIV)在边境双侧传播蔓延的危险因素之一。

广西大新县越南媳妇艾滋病相关知识及感染状况调查

目的为了解大新县边境农村越南媳妇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及其HIV感染情况,为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艾滋病的传播提供依据。方法对越南媳妇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和采集静脉血进行HIV、梅毒、丙型肝炎抗体检测。结果共问卷调查、检测越南媳妇110人,艾滋病知识总体知晓率为31.8%,对艾滋病的三条主要途径的正确回答率均达不到80%,对非传播途径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误区;查出HIV抗体检测确认试验阳性1例,占0.9%,梅毒检测阳性4人,感染率为3.6%;未检出HCV抗体阳性者。结论针对这一特殊人群,通过乡村医生等实施一对一的健康教育干预,同时加强对近年新嫁入的年轻越南媳妇监测,及早发现病人,及时处理,有助于防控艾滋病等传染病的流行。

中越边境龙州县越南籍媳妇艾滋病知晓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广西中越边境龙州县越南籍媳妇艾滋病(AIDS)知识知晓率及其相关的影响因素,为提高越南籍媳妇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依托中越边境项目,2019年3—6月应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对龙州县内越南籍媳妇艾滋病知识情况开展调查,并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艾滋病知晓的影响因素。结果本次共调查413名越南籍媳妇,年龄最小20岁,最大75岁,中位年龄45岁;职业以务农为主、文化程度以文盲及小学学历为主,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50.60%,艾滋病病毒(HIV)、梅毒和丙肝(HCV)感染率分别为0.96%、2.18%和0.0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小于45岁(OR=2.371,95%CI:1.236~4.549)、知道艾滋病是传染病(OR=8.105,95%CI:2.786~23.585)、通过医生来获得艾滋病相关知识(OR=4.937,95%CI:2.726~8.942)是越南籍媳妇艾滋病知识知晓的促进因素,而原户籍来自下梁(OR=0.291;95%CI:0.111~0.764)是越南籍媳妇艾滋病知识知晓的阻碍因素。结论目前龙州县越南籍媳妇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仍比较低,应针对其影响因素加强艾滋病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提高艾滋病防范意识,降低艾滋病的感染率。

广西宁明县363名越南籍媳妇艾滋病知识及感染状况调查

目的：了解宁明县越南籍媳妇的人口学资料、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以及艾滋病病毒（ HIV）、梅毒、丙型肝炎病毒（ HCV）感染状况，为开展有针对性的艾滋病防治和行为干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在宁明县境内越南籍媳妇分布较为集中的50个重点村/社区采用统一问卷由专人进行一对一的问卷调查，并采集血样进行HIV、梅毒、HCV检测。调查数据采用Excel录入，SPSS18.0进行分析。结果本次共调查越南籍媳妇363名，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18～65（38.97±9.02）岁，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28.65％（104/363），影响艾滋病知晓率的因素为文化程度与艾滋病信息获得途径。 HIV抗体阳性检出率为0.83％（3/363），梅毒阳性检出率为1.93％（7/363），HCV阳性检出率为0。结论该县越南籍媳妇艾滋病知识知晓率较低，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输入性艾滋病病毒传染源群体，是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重点教育和重点监测人群。应加强有针对性的边境农村地区艾滋病宣传工作，加大跨国婚姻人群的婚前检测工作力度。

清晰的认知与防御性认同:跨国婚姻女性移民的身份意识研究——基于鄂东北山区越南女性的调查

近年来,越南适婚女性与我国适婚男性的通婚区域由边境地区扩展至我国中东部贫困山区,在我国内陆山区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跨国婚姻移民群体,“我变成了谁”成为横亘在这群女性移民面前的社会心理难题。基于鄂东北山区两县越南女性的田野调查发现,作为来自越南社会底层的女性在嫁入当地后对自己的边缘地位、弱势状态、外来身份及具有商品买卖性质的身份有着较为清晰的认知。越南女性在压迫性的环境中进行身份建构,但由于越南精英文化、移民政策的排斥、我国国籍政策的限制及群体内部的矛盾等因素共同作用,她们的身份认同意识模糊、充满张力,身份认同呈现出防御性的特点。

广西边境三市涉越婚姻登记调查研究

婚姻登记对中越边境涉越婚姻家庭极其重要,分析广西边境三市2011—2020年的涉越婚姻登记数据,探讨数据背后的政策和社会因素。通过对边境三市进行的实证调查,发现地方政府正在采取措施提升涉越婚姻登记率,但实施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难题,如缺乏具体且实践性强的法律文件、政策宣传效果不佳、各主管部门缺乏沟通、未能重视非边境乡镇的相关家庭、社会组织参与不足。提出制定解决滞留越南妇女身份问题的单行条例、加强政府职能部门的沟通协作、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服务功能、重视非边境乡镇的涉越婚姻登记服务工作、分层次解决涉越家庭婚姻登记问题的政策建议。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产生的社会基础——以广西龙州县G村为例

边境跨国婚姻与我国内陆省市跨国婚姻存在本质差异,前者是基于地缘文化交错和跨境民族族群文化相似基础上婚姻主体的行为自觉,而后者则带有婚姻商品化色彩。我们把跨国婚姻置于边境特定场域进行研究,发现跨国婚姻的产生与我国婚姻市场挤压导致的男性过剩、越南婚姻市场排斥导致的女性过剩、跨境民族族群文化认同、婚姻主体理性动机以及跨境社交网络构成的社会基础高度关联。跨国婚姻是婚姻市场内生与外延双重机制作用婚姻主体的产物。

跨国无证婚姻移民的生存困境及形塑机制——基于粤西7个乡村的调查

采用结构式访谈与非结构式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广东省西部罗定市华石镇下辖的7个自然村落的越南婚姻移民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她们的困境主要包括家境贫困,自身或家人的健康水平低下以及身份污名带来的被疏离与排斥。分析表明,越南婚姻移民合法身份缺失、无权益保障,夫家在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中的弱势地位以及特殊的婚姻形式使得越南妇女无法从娘家获得必要的社会支持是造成其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政府可以在立法层面上向这些越南媳妇提供优惠政策,尽量解决她们的国籍、户籍问题,并进行必要的社会帮扶和公益救助。

“他者”身份的社会性建构与主体性重建——基于豫北林村越南籍媳妇日常生活实践的解读

外籍媳妇作为一群特殊的移民群体,在社会结构性差异中被赋予边缘化的"他者"身份,渗透于日常生活和地方性认知中,再现为一种行动者内化了的身份属性,构成主体的内在张力。只有利用结构和网络资源优先突破行动者自身的局限,才能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有效发挥个体的积极能动性,实现主体性身份和地位的重建,而朋辈群体的互助共谋和婆家的全方位支持则是其从边缘化地位走向主体性重建的关键因素。

我国内陆山区中越跨国婚姻家庭形塑机制研究——以大别山区红安、大悟两县为例

东南亚国家适婚女性在跨国婚姻中介的链接作用下嫁入我国内陆中东部山区,构成了我国第三种国际婚姻类型。通过对大别山区红安、大悟两县民政统计数据和65个中越跨国婚姻家庭的调查分析,发现这类处于悬浮状态的婚姻家庭在家庭关系、情感意义和制度合法性等维度上存在着两难或者悖论之处。相较于边境地区的跨国婚姻家庭所遭遇的困境而言,内陆山区的跨国婚姻面临着生存性限制和制度性限制共存与互嵌的局面,尤其是婚姻难以合法化,越籍女性就业困难、无法获得社会保障等。基于此,从制度政策上帮扶内陆山区跨国婚姻家庭提升生存发展能力是促使其走向常态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