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局势变迁中的“国族共同体”演进——泰国越南移民处境变化的历史分析

二次大战后移入泰国的越南人,既是泰国的新移民,也是泰国众多的少数族群之一。他们首先要面对的是来自泰国社会(包括政治精英、普罗大众等)对其自身的认知,这将影响到政府欲采取的政策,亦将面对泰国越南人本身的认同意识变迁。泰国社会对越南移民的认知又经常受对其祖国(越南)的认识所影响。因此,研究泰国的越南移民的处境,必须将越南移民同时置放在泰国的少数族群政治及国际政治等两大层次来分析,包括泰国的国族主义、边境政治、冷战体制等,才能确实掌握越南移民处境的变化。

澳大利亚越南移民社会融入现状探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批越南移民移居澳大利亚,并逐步成为澳洲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总体数量的不断增加及社会影响的日益扩大,其社会融入问题愈加受到各界关注。相关资料显示,澳大利亚越南移民在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维度的融入现状展现出了其独有的特点,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在政治及文化维度中,这些问题表现得较为明显。造成这一融入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越南传统文化、移民综合状况、澳洲相关政策以及当地社会接纳问题等。

越南女性婚姻移民的劳动参与:基于劳动政策、经济利益与母职文化的共构

本文以福建T县的越南女性婚姻移民为研究对象,运用田野调查和档案资料的研究方法,阐释了在政府有关就业的法律政策、中越婚介者营销工作的方式及新郎家庭管控工作的手段等因素共同规制下,越南女性婚姻移民在移入地的劳动动机、劳动途径、劳动内容及性质,进而从劳动参与切入讨论其对越南女性婚姻移民自身能力、家庭权力及社会地位的影响,从而深入揭示劳动参与和越南女性婚姻移民增权的关系。

跨国无证婚姻移民的生存困境及形塑机制——基于粤西7个乡村的调查

采用结构式访谈与非结构式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广东省西部罗定市华石镇下辖的7个自然村落的越南婚姻移民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她们的困境主要包括家境贫困,自身或家人的健康水平低下以及身份污名带来的被疏离与排斥。分析表明,越南婚姻移民合法身份缺失、无权益保障,夫家在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中的弱势地位以及特殊的婚姻形式使得越南妇女无法从娘家获得必要的社会支持是造成其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政府可以在立法层面上向这些越南媳妇提供优惠政策,尽量解决她们的国籍、户籍问题,并进行必要的社会帮扶和公益救助。

移居美国的越南人家庭的变革

越南人大批移居美国,是在1975年南越傀儡政府倒台以后。所以,从时间上看,越南人是美国众多移民民族集团中比较年青的一支。1990年美国人口普查报告表明,美国现有越南人614547人。他们几乎分布在美国的每一个州,其中,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是越南人聚居的州份。

疆域化、缝隙介面与跨国空间：台北市安康市场“越南街”族裔化地方研究

本文探讨台北市郊区一个传统市场中，越南「族裔化地方」的形成和离散。族裔化地方在「疆域化」的空间动态中形成，涉及不同尺度的跨界和划界行动：越南移工和婚姻移民的跨国流动，以及早期越南华侨的跨界流移和在地着根；地区尺度上，传统零售市场的萧条、区位条件和地租差、平价住宅区污名形象共同构成的「缝隙」，面对中产阶级房地产开发导致人口结构和生活形态改变，引致了排斥和重新划界的压力：一场以「去污名」和消除恐惧地景为诉求的阶级疆域化，终究消灭了这个「缝隙」。然而，市场内部，这个越南华裔店家的谋生场所，藉由华人的中介角色，以及具实用价值与象徵意义之族裔化货品和服务的提供，构成了「越南街」做为族裔交流「介面」的特质。就华裔店家成员的流移认同、越南裔移民工及东南亚货品的跨界流动来看，可说是在城市边缘形成了一个「跨国空间」。也正因为这种跨国空间所仰仗的消费需求和人际网络持续存在，即使安康市场面临拆除，邻近地区却蔓延出更繁盛的越南族裔消费地景。

明清至民国时期凭祥人移居越南原因初探

广西人迁徙他乡始于宋朝,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明清至民国时期,有不少广西人经由凭祥、龙州、宁明、东兴、防城等陆路通道移民安南(今越南)。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以凭祥人为个案的探讨,至今著述不多。其实,凭祥人移居安南始于明朝,直至民国时期。其移民动因复杂,主要有六大原因:异族掳掠、逃难、抗战不归、跨国婚姻、从商等。

结构限制下的能动性施展：台越跨国婚姻受暴妇女的动态父权协商

本研究探讨面对跨国婚姻冲突的新移民女性在台湾的社会结构下，如何在不同的婚姻阶段与父权家庭结构讨价还价，在有限的选择中，找到自己生命的出路。透过访谈16位越南籍女性配偶与3位台湾丈夫，我们发现，台越两国性别文化的差异，表现在跨国婚姻夫妻对彼此性别角色期待的落差，导致家庭内部与夫妻的冲突。受暴的新移民越南女性积极争取外出工作，结果虽然让新移民女性渐获充权，却可能导致夫妻双方的冲突更为升高、暴力加剧，甚至婚姻的破裂。我们发现，对於这群女性来说，外出工作并不只是经济理由，她们透过就业的机会，逐步地增进个人资源，并改变与夫家互动方式与权力关系。研究同时发现，两个台湾特殊的社会结构因素：家庭暴力防治法与中小企业为主的市场结构，有利於这群女性外出工作，最後成为能走出婚姻暴力的主要力量。

关系网络与越南女性的跨国迁移——基于福建永春的田野研究

立足社会资本模型、以家庭为决策单位的风险多样化模型对关系网络在移民行动中作用的阐述存有忽视移民中间人和关系整合作用的理论不足,基于对福建永春地区通过婚介实现迁移的越南女性婚姻移民迁移活动中关系运用的深入调查,分析越南女性婚姻移民迁移决策与迁移行动中所运用的关系网络的特质、逻辑及模式,尝试构建关系网络与越南女性跨国迁移的新框架。研究发现,越南女性的跨国流动是婚姻缔结与迁移行动同步的特殊性流动,她们运用的关系网络普遍呈现出越南化的倾向,情感性关系是她们迁移决策的主导,工具性关系与混合性关系是她们迁移行动的核心驱动力,而不同关系网络所蕴含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决定关系逻辑与模式的关键因素。正是移民中间人——婚介者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致使越南女性的迁移行动特殊化,进而使从移民中间人与关系整合视角去分析关系网络与越南女性跨国迁移的设想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