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上半叶越南阮朝“半银半钱”港税探析

1802年,阮福映建立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这一时期,阮朝逐渐完善入港勘验制度,初步确立了“半银半钱”的港税制度。学界对阮朝港税问题多有关注。孙建党在其硕士学位论文《越南阮朝明命时期的对外关系》①中探讨了越南明命时期对清朝商船的港税征收标准。成思佳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从多元分散到趋近统一--越南古代海洋活动研究(1771~1858)》②中对19世纪上半叶阮朝港税情况做了梳理。

越南阮朝土司制度探析

越南阮朝时期,在少数民族地区因时因势设有"羁縻"化、军事性和土职官等多种土司建制。据《大南实录》和《大南会典事例》等汉文文献记载,土司的官长选任有朝廷授任、委托任命与世袭等情况;土职官作为"左官",在品秩上也存在与流官有别的特殊规定;从"明命"时期开始的改土归流,主要采取了"土司插流官""流官兼土司"及中断对土官的世袭等方式施行。中越两国历史上的渊源深远,是"同源殊离"的兄弟邻邦,阮朝的土司制度既有承袭前代、也有取鉴明清,观以东亚汉文化圈的制度发生学的整体视角,一定程度上亦可视为华夏制度文化延伸和外溢的产物。

越南阮朝北部村社地名与《诗经》的关系——以《同庆地舆志》为中心

越南阮朝地理总志《同庆地舆志》,记载了越南北部8 500多个村社地名,其中有130多个与《诗经》中的词语重合。这些"重合地名"可分为五种类型:与《诗经》篇名重合、与《诗经》典故重合、与中国独有的名物词语重合、含地名低频字、集中出现于《诗经》的一句或一节。各类重合地名与《诗经》的密切关联并非巧合。分析重合地名的社会历史成因,可以说地名"双轨制"是语言基础、推崇教化是直接动力、科举考试是制度基础、求雅是心理基础。阮朝北部村社地名是越南受中国文化深刻影响的一个典型例证。

越南阮朝科举及其本土特色

越南是最迟实行但又是最晚废除科举制度的国家,其科举制度自1075年始至1919年完全废止,共延续近9个世纪,越南是东亚各国中最后废除科举制度的国家。越南科举虽仿效中国而行,但极具本土特色。本文以越南阮朝科举制度为例,论述其与清代科举的异同及阮朝科举制度的本土特色等等问题。

越南阮朝初期“京—城”政区体制的内涵与消亡(1802—1832)

富春京畿区和北城、嘉定城,共同构成了越南阮朝初期的政区区块结构制式。京畿区的设置是为了增强阮朝的中央统治能力,二城的设置则是为了加深对南北两大地区的控制。从地理平面来看,"城"属之地往往为南北两圻的中心地带;从政区层级来看,"城"乃统属数镇之地的跨高层政区,为阮朝前期地方政区的最高层级。在阮朝建立之初,"城"的设置具有代镇地方和政治缓冲区的特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日益暴露,明命时期分期予以废除。京、城的废止与省的建立,标志着阮朝"京—城"政治地理体制的消亡。

论鸦片战争中的越南阮朝明命皇帝

越南阮朝明命帝素来重视对外部环境,尤其是清朝国情的查探,鸦片战争使他对清朝的看法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他对清朝大臣如林则徐、关天培的评价,既有中肯之言,亦有偏颇之处。为了应对鸦片战争可能带来的冲击,他建立了近海和海岸结合的检防体系,提高水师的训练和技战水平,在维持正常贸易的同时仍禁绝鸦片,限制西洋商人的内陆流动,并增强外洋活动以期加深对西方的了解。

越南阮朝金奖牌背后的故事

阮朝作为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于1802年由阮福映在法国人的帮助下打败西山王朝建立,国都设于顺化,至1945年最后一位统治者保大帝退位共历13帝,国144年。

越南阮朝时期的土俗字应用特点

越南阮朝时期形成的汉喃文献,反映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遍应用土俗字的史实。土俗字在应用上呈现出多体同现,以喃字的俗体作为汉字的俗体,与正体汉字混用等特点,体现了阮朝社会的"汉字正统意识",实质反映了越南阮朝时期民族意识与中华文明正统意识交织的民族心理状况。把握越南阮朝时期土俗字的应用特点与其反映的时代内涵,不仅有助于更好地释读越南汉喃文献,而且是研究越南历史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的迫切需要。

从汉字、喃字到国语字——越南阮朝《千字文》类蒙书之发展

前言《千字文》作为中国重要的启蒙书之一,通过吟诵的方式,带领孩童识读文字,包括天文、自然、历史、人伦等内容,其所建构起的模式,不论是在行文体例,抑或是内容结构上,对于中国蒙学发展的影响甚深。关于《千字文》在中国的发展与影响,徐梓教授已有专篇研究,^(1)理出了清晰的脉络。

19世纪越南朝贡体系建构的另一个维度:阮朝如何书写“和亲史”?

1802年阮朝建立后,自身强大的国力使其将自身置于中南半岛各国文明的对立面,并谋求建构一套以自身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本文借助柬埔寨史料考察阮氏玉万同柬王吉·哲塔二世的和亲及玉万在越南历史中的贡献,进而解析阮朝官方对于这段历史记忆的态度和立场。通过对比《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与《大越史记全书》中的相关段落,我们可以揭示阮朝如何重新塑造越南历朝的“和亲史”。阮朝有意将19世纪初期越南在中南半岛的优势地位解释成一种长时段的存在,但由于古代和亲史会削弱这一解释的说服力,因此其在修史时对史事进行了多样的、不同程度的删减和调整。最后,朝贡体系的建构不仅局限在传统的政治与外交这两大维度上,“大南帝国”内部其实也通过重塑历史记忆的方式使这套朝贡体系显得更加合理和系统化。

越南阮朝的道教管理制度研究

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是越南的阮朝时期,大约与中国清朝和民国同时,其官方对儒释道三教的管理主要实行崇儒抑佛老的政策。从现存的越南史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阮朝专门制定了针对道教的管理政策和法律,事无巨细、条目众多,而且与中国清代的道教管理制度有很多相似之处,究其原因在于越南阮朝和中国清朝的道教管理政策均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中国明朝时期的道教管理制度。

越南会同庙信仰与阮朝国家治理关系研究

越南会同庙信仰起源于越南后黎朝,兴盛于阮朝初期,融合于阮朝中后期。阮朝时期的会同庙主要供奉越南本土阴阳神、本境神灵及部分外来神,并被列入阮朝国家祀典的群祀中。在明命帝后期,部分会同庙逐渐改名为城隍庙。会同庙融入城隍庙是阮朝国家治理的有效手段。文章通过查阅越南史籍,梳理出越南会同庙信仰的发展过程和社会职能,并探寻其发展的内在因素,这将有助于了解越南阮朝建立过程中的精神文化管理策略及所体现的国家意志和国家政治,揭示其民间信仰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

越南《大南一统志》地图的初步研究

在越南阮朝时期编撰的五部地理总志中,以两部《大南一统志》——嗣德本与维新本——最为重要。两部《一统志》中都绘有不少地图,其所涉地域、绘制方式、所标注的地理要素,都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两部《一统志》中地图的编绘方式颇有差异:嗣德本中的地图全为手绘,其编绘方式分为传统山水象形画法和中西融合画法两类;维新本中的地图则为刻印,基本采用西方绘制方式,放弃了山水象形画法,力图忠实展现现实情况。维新本地图中还出现了新要素——铁路、海上航线和"地界"。不过,嗣德本和维新本地图,都编绘于阮朝衰落时期,嗣德本地图编目零乱、卷目分布不均,可见混乱的时势对王朝经济文化事务的影响;与嗣德本相比,维新本记述的地域范围要小很多,且从编撰过程到地图风格,都受到法国的更大影响。

中山大學藏越南典籍敘錄

中山大學共收藏越南典籍32種34部35册,其中中山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圖書館")藏3種3部4册,中山大學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産研究中心資料室(以下簡稱"資料室")藏29種31部31册。本文對這些越南典籍以敘録形式述其大要,以饗同好。一經部《儒林音字貫通》《儒林音字貫通》五卷首一卷,清吳達邦撰。越南阮朝成泰十八年(1906)河内麗源號刻本。二册,線裝。

《西浮日记》:1863-1864年越南潘清简出使法国海陆旅程地名释说

一前言越南嗣德十六年(1863)五月至嗣德十七年(1864)二月,越南钦使团奉嗣德命出访法国和西班牙,这是越南阮朝嗣德帝(1848-1883)第一次派遣钦使团出访欧洲。①这次越南钦使访欧团由正使协办大学士潘清简,副使吏部左参事范富庶和陪使广南按察使魏克憻,以及20多名使团成员组成。

越南南方的儒家传承——同奈省镇边文庙案例研究

自儒家文明传播越南,儒学历代以来滋养着越南本土文化发展,以至儒家贯彻在越南整体民族文化内部,镇边文庙自1715年创立,作为南部最早文庙,主祀孔子,也是越中文化相互拥有同源交流的渊源的证明。这座越南阮王朝建造的第一座文庙,旨在通过弘扬儒家,尊重治学,重视贤才,由此诠释越南南方的文化认同。镇边文庙自300多年来,已成为边和地区和越南南方的传统文教传承中心。其存在意义印证着儒家文明传入越南,具有持续支持在地文化的动力,民众学习儒学经典,可丰富自身本土经验和文化发展内涵,更是有益越南当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國詩學南傳視野下的《倉山詩話》考論

根據目前已公開的越南漢喃古籍資料,越南阮朝皇室詩人阮福綿審的《倉山詩話》是目前越南現存唯一以“詩話”命名的詩學典籍。王小盾、何仟年2002年發表了《越南詩學述略》一文,首次在“筆記”一體中向中國學術界介紹了這部著作,後又於2004年在《中國詩學》上公布了《倉山詩話》的全文((1))。不過,這部碩果僅存的越南詩學著作,仍未得到更爲充分的關注。有鑒於此,本文以越南漢喃研究院所藏的《倉山詩話》(VHv.105)抄本爲基礎文本,擬對這部書的性質、内容、詩學觀等作一番較爲全面的探討。

朝贡体系在中南半岛的变异与实践——以越南阮氏政权与暹罗曼谷王朝同盟为中心(1784—1833)

阮朝开国君主阮福映早年曾流亡暹罗,并在拉玛一世朝廷供职。越南内战期间,阮福映通过向拉玛一世进献金银树和高价值农产品来获得暹罗军事援助。阮朝建立后,两位君主的私交深刻影响着越南的中南半岛外交决策。由于阮氏政权长期流亡,其儒学多停留在一种于兵战中习得的儒学,“华夷之辨”所强调的文明之分并不在其视域之内。阮朝建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一思想也并非其处理对暹外交时的指导原则。明命时期越南儒学水平有所提高,“华夷之辨”的思想逐渐回归。当明命将儒学理念运用到中南半岛事务时,其并没能成功将与暹罗的外交关系拉入到儒家话语体系中,使得阮朝的“朝贡体系”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巨大的不协调性,直到两国关系破裂方才得以解决。

清初粤中名僧大汕和尚与《海外纪事》

《海外纪事》一书是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清初粤中名僧大汕和尚将其应当时越南顺化当权者阮福週邀请,赴越南讲经弘法的经过、在越南的见闻,以及在越南所写的诗文,集撰成书。此书对了解17世纪末越南中部顺化阮氏政权的历史和中越关系、海上交通等颇有用处。大汕和尚是一位颇受争议的人物,历来或褒或贬,或扬或抑,众说纷纭,殆无定说。本文从大汕和尚撰写的《海外纪事》一书说起,简述大汕和尚对中越文化交流、文学、艺术的历史贡献。

宁静的乐土

从越南回来,我时常想起顺化这个地方。这个孤独的旅人,也许真的把什么东西遗落在了那个遥远的角落,教他在事隔多日后仍然惆怅不已。在淡淡的回忆中,这座名叫顺化的小城,似一位身穿白裙的女子,她的美丽和诱惑,并非来自她饱满的胸脯,纤细的腰枝或修长的大腿,尽管这一切都如此地让人着迷,而她真正的魅力,在于她那宁静安详的性格,欲语还休的眼神和微微颤动的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