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介入国际足联腐败问题的实践与理论辨析——《红牌:美国如何成为世界最大体育丑闻的吹哨人》述评

近年来,国际足联腐败问题严重,引起各方重视。美国与瑞士采取联合行动抓捕多名国际足联官员,将国家司法介入国际足联腐败问题的议题推向高潮。肯·本辛格所著《红牌:美国如何成为世界上最大体育丑闻的吹哨人》一书详细披露了美国调查国际足联腐败案件的实践过程,并做了深入的理论分析。通过对该书的述评,着重探究司法介入国际足联腐败案的背景、贡献与走向。美国依据法律从最初的调查过程到委托瑞士警方抓捕、引渡至美国并最终起诉,完成了司法介入国际足联的全过程。其中,腐败行为适用于美国司法属人和事项管辖权,美国司法部门指控行为符合《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的相关法条精神,引渡行为符合《相互法律援助条约》和《美国瑞士引渡条约》。治理国际体育组织腐败问题,强化外在法治监管和推进组织善治改革势在必行。

国际足联治理世界杯人权问题的合法性研究——以卡塔尔世界杯劳工事件为例

卡塔尔世界杯劳工人权问题是国际足联治理世界杯人权问题的首次实践。国际足联是根据瑞士国内法成立的组织,在国际法律文件与国际足联有关的国际司法实践中,国际足联被认为是国内组织。在国内法维度,国际足联参与与国际足联有关的人权治理的法律渊源由瑞士国内法、卡塔尔国内法,以及瑞士和卡塔尔各自缔结或参加的有关人权保护的条约三部分组成。然而,没有任何法律授权国际足联独立介入卡塔尔世界杯劳工人权问题。国际足联既不是卡塔尔或瑞士国内法规定的有权处理人权问题的法定机关,也没有取得国际人权公约、企业人权尽责规定的任何授权。国际足联治理世界杯人权问题不具备合法性。

体育联赛本土球员规则的政策法学研究——基于国际足联“6+5政策”和欧洲足联“本土球员政策”的考察

体育联赛本土球员引发的社会问题是各国职业体育发展中的棘手问题。过去几年内,国际足联"6+5政策"和欧洲足联"本土球员政策"陆续出台,这些政策措施打着国籍配额的旗号,本质上却是保护主义。这种国家保护主义政策对足球运动管理权问题的争议,引发了欧洲足联和国际足联之间正在进行着"圈地战"。运用文献资料、逻辑推理等研究方法,从政策法学的视角,对国际足联"6+5政策"和欧洲足联"本土球员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认为:完全的国际转会自由是对球员和球迷最好的政策选择,而像配额制度这种国家保护主义政策会抑制足球运动发挥它的社会正能量。

国际体育组织自治的困境与出路——国际足联腐败丑闻的深层思考

文章以六位体育法学者对话录的方式,讨论了近来国际足联官员腐败案中美国行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及由此所引发的对国际体育组织自治与法治问题的思考。文章认为,美国刑事执法基于其本国法,通过引渡条约所采取的一次涉及本国利益的司法行动,有合法依据,不涉及国际刑法适用问题。国际体育组织的善治是当代体育组织自我管理的潮流和趋势,但是体育组织的自治有时候可能会失灵,因此这种自治应时刻受到外部监督,其中最有效的是法律监督。因此,国际社会需要努力建立一套约束国际体育组织的法律机制。这种法律机制可以通过接纳已经形成的政府间条约的方式,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或采用WADA这种公私伙伴方式。

国际足球政治的潜规则与治理之道——评安德鲁·詹宁斯的《FIFA黑幕:国际足联的贿赂、选票操纵与球票丑闻》

安德鲁.詹宁斯的《FIFA黑幕:国际足联的贿赂、选票操纵与球票丑闻》全面、深刻揭示了国际足球政治危机背后的潜规则乱象。高度集中的权力、个人敛财欲望、利益群体非对称性较量、法律制裁不力等是潜规则的成因。严格控制营利性行为、合理化分配资源权益、加快民主法治进程、强化媒体舆论监督、尝试全球治理实践等是国际足球政治变革的必由之路。

基于国际足联标准视角下我国专用足球场存在的问题分析及解决的路径研究

足球场是足球比赛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在足球发达国家,专用足球场早已从综合运动场中分离出来,且设计理念、施工规范和技术标准等均有全新的发展。我国专用足球场的建设起步晚,发展慢,问题多,与国际足联提出的世界杯足球赛场的《技术推荐与要求》有相当大的差距。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和数据统计法,以国际足联2011年推出的《足球运动场技术推荐与要求》所指定的场地标准为蓝本,对我国现有主要专用足球场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和分析,以承接高规格赛事为出发点对场地进行全方位的评估,为今后专用球场设计与建造提供相应理论依据,为精彩的足球赛事提供更加完善和人性化的硬件支持。

欧足联对职业足球俱乐部经营的治理及启示

分析博斯曼法案和财政公平法案对欧洲职业足球俱乐部经营治理的影响,旨在为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经营治理提供参考。研究结果发现博斯曼法案促进了职业球员在国际间的流动,但也导致了球员工资通胀、球员转会费高涨、俱乐部经营两极分化;财政公平法案促进了俱乐部理性经营,但也妨碍了经营的公平竞争;欧足联的原始性问题、欧足联与各俱乐部的价值取向差异和法案本身存在的不足等是影响法案实施效果的主要因素。重视理性引援,关注人才培养;完善财务规则,确保公平竞争;维护法律权威,实施有效治理等是欧足联带给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经营治理的启示。

国际足联DRC和国际篮联FAT裁决制度之比较

国际足联和国际篮联作为当今世界上两个主要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其内部仲裁制度的发展及在实践中的运用,极大促进了国际体育仲裁的发展,两者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在管辖权、法律适用以及裁决能否上诉至CAS等方面也有一些不同。对国际足联DRC和国际篮联FAT的裁决制度的比较研究,对我国篮协和足协的内部争议解决制度的构建以及运动员权益的维护具有借鉴意义。

国际足联腐败案冲击下体育自治的反思与完善

近几十年,国际足联伴随足球政治化和商业化的进程,建立了自己的足球商业帝国,形成了权力高度集中的自治管理体系,巩固了其在足球领域的垄断地位。2015年,国际足联腐败案爆发,在外面司法权的强力介入下,国际足联高度垄断下导致的内部管理运行机制失当、自治成效低下的弊端,尽显无遗。以国际足联腐败案对自治体系的冲击为研究视角,分析国际足联垄断地位和高度自治权形成的原因,指出:权力高度垄断致使国际足联在内部管理架构设置以及权力分配上严重失衡,缺乏监督,最终导致其自治管理模式受到冲击。此次国内司法机关介入国际足联腐败案,以刑事司法权和最低联系标准为管辖权行使的主要根据,依托国家和公共利益标准,寻求司法协助。在司法介入体育自治、司法管辖权行使、引渡等一系列法律问题上,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面对国际足联腐败案给体育自治管理体系带来的冲击,国际体育组织应积极反思,净化自治规则,提升自治规则的法治化程度,增强自治权行使的自制力和合法性。唯此,方能有效协调体育自治与外部司法,完善体育自治。

国际足联善治的法律解读

国际足联出现的腐败等丑闻表明,国际足联的治理出现了某些问题,需要在遵守善治的原则上逐步改革自己的治理体制,在强调自治权的同时不能违反有关国家法律和一般法律原则的强制性规定,要建立公平的透明机制,以及制定完善的问责机制等。国际体育仲裁院受理的一些有关国际足联治理的争端也表明,体育组织自治权的行使是有限制的,要在遵守善治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体育管理。

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司法程序的正当性审视

正当程序是司法公正的前提,也是体育组织自治的必然要求。国际足联内部司法程序构建中,道德委员会行使司法调查与裁决职能,内部设置"两院一体"的架构体系,并有明确的管辖权利与程序步骤。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道德委员会诉讼程序与正规司法程序有很多冲突,具体如:不符合正当程序"听证"与"理由说明"核心要素的要求;违反"当事人参与平等"、"法官中立"、"公开透明"、"终局安定"等程序原则。通过对国际足联司法程序正当性的审视,为中国足协道德委员会司法程序的构建与运作提供了思路与对策。

欧足联财政公平政策剖析

运用文献资料、案例分析等主要方法,对"财政公平政策"如何规范职业足球金融市场进行梳理和分析。主要内容包括:财政公平政策颁布前的欧洲足球财务困境;政策的宗旨和目标、收支平衡细则等实质内容设置;收支平衡评估方式、可接受偏差和净亏损额等具体实施手段。这些做法的合理之处可为建立和完善我国职业足球市场法规体系提供借鉴。

国际足联与国际奥委会对话机制分析

国际足联与国际奥委会作为两个世界有重大影响的体育组织,由于利益的分歧和博弈,二者的非合作竞争制约了彼此的发展。加强对话机制建设极具必要性。通过长效的对话机制建设,双方就两大赛事中球员的资格限制、各自的权利义务、合作模式等对话内容进行清晰界定,有助于打破现有制度的壁垒,实现优势互补;确保两大顶级赛事的观赏性和竞技性并重,促进足球事业乃至整个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国际体育组织法律问责机制之缺失与对策——基于国际足联官员腐败案的思考

最近暴发的国际足联腐败丑闻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如何对国际体育组织展开外部监督和问责的问题。问责的最有力方式无疑是法律问责,它可以克服体育组织内部治理问责机制的失效和不作为。但就国际体育组织的法律问责机制而言,目前仅有依据国内法的问责而国际法上的问责机制缺乏。就反腐败而言,将国际体育组织纳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适用主体范围或者通过跨国公私伙伴关系建立法律问责机制是未来的可取之道。

论欧足联体育处罚权的适用与界限——以土耳其操纵比赛案为视角

欧足联(UEFA)有权对操纵国内足球比赛的俱乐部及其成员实施行政处罚与纪律处罚。UEFA行政处罚决定,能够被国家足协先前作出的、已经生效的,并且能够起到相同制裁效果的裁决所替代;UEFA在国家足协已经实施纪律处罚的前提下,再次实施纪律处罚的行为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再者,UEFA行使处罚权时采纳的严格责任原则是对刑法自我答责原则的补充;刑事法院的判决可以确证UEFA的裁决;刑事法院予以排除的证据仍然可以被UEFA采信。

解析欧足联即将推行的“财政公平政策”——矛头直指“烧钱”的英超

针对欧洲顶级联赛俱乐部出现的收支严重亏损状况,特别是英超,欧足联提出并通过了"财政公平政策",旨在使欧洲足球的发展更加均衡。英超采取应对措施:实施"本土8人"新规;20支球队还要定期向英足总提交俱乐部财务报表。但是这一政策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财政公平"可能会凸现马太效应,豪门受益的状况难以得到扭转,青训体系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

论国际足联对单边延期选择条款效力的认定

足球俱乐部通常在与球员的雇佣合同中插入单边延期选择条款,赋予俱乐部单边延期或取消合同的权利。大量案例表明,国际足联对于仅有利于俱乐部的单边延期选择条款通常认定为无效。为了减少与各国国内法的冲突,国际足联逐渐放宽了标准,将合同的延展期限、选择权行使的告知时间、薪水报酬、双方当事人的地位以及选择权条款在原始合同中的表述这5个因素作为确定该条款是否有效的标准。在我国,对于单边延期选择条款效力的认定,应当在符合《劳动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平等原则以及合同自由原则的前提下,采取与国际足联相一致的做法,以促进国际足球世界争议解决制度的协调与统一。

国际足联制度设计的寻租漏洞与改革路径

百年来,国际足联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制度禀赋、组织架构和行动惯性,也造成了制度僵化和监管漏洞,容易通过顶层制度设计权、资源配置权和自由裁量权的制度设计漏洞来实现公权性寻租。国际足联要破解制度设计的寻租漏洞,就必须突破国际足联制度僵化,完善公共权力制衡机制;重塑国际足联公平正义,完善公共利益均衡机制。

国际非营利体育组织的公信力弱化及其治理——因国际足联腐败事件引发的思考

国际足联的腐败问题引起了各国政府、公众、赞助商等的关切,引发了人们对于世界足联的质疑,本文通过文献资料、综合分析、访谈等研究方法基于国际非营利体育组织公信力的问题以国际足联为例进行了探讨,认为目前国际非营利体育组织公信力弱化主要表现在:无处不在的"钱权交易"、屡禁不止的"腐败行为"、暗潮涌动的"内外之争"等方面,分析结合专家访谈认为造成国际非营利体育组织公信力弱化的主要原因包括(但不穷尽)非营利体育组织社会责任意识的缺位或不足;信息公开不够,自律意识簿弱;内部自治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外部监管不到位且较为乏力等。针对国际非营利体育公信力弱化的问题提出组织要提高社会责任意识,承担应然的社会公益职责;要建立完备的信息公开制度,明确信息公开的内容、信息公开的通道并明确信息公开的要求,做到对各利益相关者负责;针对非营利体育组织的内部治理困境和漏洞,认为必须重塑组织内部治理体系,要强化权责体系、建立必要的考核机制;针对内部治理的自由裁量问题各国际体育组织必须完善外部监督,引入全球治理制度,建立国家政府、社会组织、强势媒体、公众舆论、赞助商等联合"执法"的国际体育组织执政共同体,以从外部更好的约束各非营利性体育组织,并配以归属地的法律建设来强化法律硬约束。

欧足联财政公平法案的解读

欧足联的财政公平法案自出台以来就遭受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很多人认为新法案会在以下三个方面损害足球运动:一是限制俱乐部利用可观的外来注资支付球员工资。二是限制球员转会市场的竞争行为,从而减少了买卖球员的利润。三是限制外来资本入主俱乐部会僵化俱乐部的强弱排位,使得"弱者恒弱,强者恒强"。从以上三点出发,探讨该法案的真正目的,并最终指出这些质疑实际上是毫无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