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趼人与梁启超关系钩沉

吴趼人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一向被视为由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代表作。吴氏的不少小说 ,也是在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杂志上开始连载。从有关史料看 ,吴趼人不仅于 1 90 4年在日本招待过梁启超 ,而且他的小说《胡宝玉》从题目、构思以至章节设计与梁启超的《李鸿章》均有相似之处 ,明显受到梁的影响 。

吴趼人:在保守与改良之间

吴趼人的思想,典型地反映了新旧转型时期晚清文人的思想状态。在政治上及道德与文化上,他是一个地道的封建士大夫,因此反对民主民族革命。他的救国方案是改良,实即道德救国论,这只能是空想、幻想。他是一个精明的士大夫,不是顽固不化的守旧派;他主张求得礼法的真精神,而不是拘泥于形迹。此外,他也接受了维新改良、君主立宪等时代进步思潮的一些影响,反对外来侵略与崇洋媚外,提倡科学与教育。在他的思想里,新旧并存,并时或互相冲突,正是晚清时代思想状态的真实写照。

吴趼人“文明专制”思想探微

＂文明专制＂是吴趼人有感于社会危机而提出的救国方案。这一政体主张明确反对立宪制和共和制，同时也不赞成封建专制。它虽是吴趼人的智慧结晶，但明显地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并间接地得力于陈天华。这一出现在《新石头记》中的主张，正式提出应在１９０７年３月以后。它的出现既是吴趼人思想转变的标志，也是吴趼人小说创作的转变标志。

限制叙事意识的自觉——吴趼人小说叙事特征研究之一

吴趼人最早在长篇白话小说中尝试将第一人称限制叙事贯穿全篇,算不上十分成功,却起到了拓荒的作用;与之相比,其对第三人称限制叙事的运用却达到了比较娴熟的地步,说明吴趼人已经具备了较为自觉的限制叙事意识。吴趼人在小说限制叙事艺术的探索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以突出的创作实绩,引领中国小说从整体上跨越全知叙事的局限,在中国小说走向现代化的艰难曲折的进程中起到了先导与桥梁作用。

最新发现的吴趼人佚文

晚清小说家大多又有报人身份,吴趼人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他参与办理过多种日报,《消闲报》是最早的一份。此次辑录的佚文对于考证吴趼人生平经历、思想及写作的发展脉络等有重要意义,尤其在考察他早期上海的生活和写作上更是提供了直接的信息。

情感·道德·国家——吴趼人《恨海》及其周边

晚清小说名家吴趼人创作的《恨海》等写情作品,从情感的角度重新叙述和宣扬中国的传统道德,使他的这类作品成为表彰民族固有特性、恢复"中国性"的"象征主义"作品。在创作中,他以身作则,不断通过议论为其他作家示范如何写情,努力修复被才子佳人及狭邪小说所破坏的传统道德世界的作法,表明他同样重视"写作"这一行为本身的象征性,从而构成文学史上不可多见的一幕。

卫道者言——论吴趼人的写情小说

对于吴趼人的政治立场与基本思想,学术界颇有争议。但有一点是众所公认的,即他的最根本的思想主张是恢复“固有之道德”,换言之,即维护封建礼教。其写情小说最鲜明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主张。本文的主要内容即是具体论述之。

吴趼人家世考略

在佛山吴氏中,以吴趼人的家族最为兴旺发达。尽管佛山《吴氏族谱》已佚,我们根据其他有关资料,仍可大体勾勒出吴趼人以上十一世的传承关系,并对其中的佼佼者作较多介绍。 吴趼人的十一世祖是佛山吴氏奠基人吴化龙,号煦寰,明崇祯间由广东新会县棠美乡迁居广东南海县佛山镇。其子吴如祈。以吴如祈放,敕赠福建龙岩知县、文林郎(见吴荣光自订《年谱》、汪宗准等纂《佛山忠义乡志·选举志》。

吴趼人与“小说界革命”之关系略论

吴趼人是晚清"小说界革命"时期为数不多的与梁启超有过直接交往的新小说家。他是《新小说》杂志中后期的总撰述员,在创作思想方面与新小说社的理论倡导有着许多吻合之处,尽管深入一层来看不过是貌合神离。他所主持的前期《月月小说》,秉承了《新小说》的办刊宗旨和体例。在创作实践方面,他所创作的历史小说、写情小说、理想小说、社会小说等,都是晚清时期这些小说类型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体现着"小说界革命"的创作实绩。吴趼人与新小说社有着密切的关系,充当了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事业的中流砥柱。

吴趼人小说中的传统道德内涵

深受中国士人的道德救世思想濡染的吴趼人,执着地将“恢复我固有之道德”视为其毕生追求的理想,这也是统摄其全部小说创作的主导思想。其所主张的“旧道德”,是以先秦诸子著作中较合理的部分为基础,以忠孝节义为核心内蕴的儒家传统道德,其中包含了民权思想,容纳了一定程度上的平等观念,是一种开明的保守思想。他所开出的拯救国家危亡的药方,大体上属于“中体西用”模式,代表与反映了晚清一代文人对新与旧、体与用理解的水平。

吴趼人与清末侦探小说的民族化

1906年,吴趼人搜集了中国古今奇案数十种,结集为《中国侦探案》,被时人称作"中国侦探案有记事专书的滥觞"。尽管其书多写"断案"而非"探案",但它在思想观念与文体模式等诸多方面已融入了刚刚输入的西方侦探小说,因而与传统的公案小说有着本质的区别。尤为重要的是,吴趼人借此揭橥了一条立足于本民族的中西文学融合途径。在当时一边倒的崇拜外国侦探小说的声浪中,他转而力图从传统清官文化中"恢复旧道德",从旧公案小说中追寻侦探小说之根,在理论和创作两方面均开启了侦探小说民族化之路。

吴趼人小说理论现代建构研究

享有晚清"小说界巨子"美誉的吴趼人,不仅以多产的小说创作实绩盛名于晚清文坛,而且其多维化的小说理论建构对晚清文学格局的繁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通过描述吴趼人小说理论现代建构的演进路径,凸显其小说理论形态的独特个性,透视其主体建构与社会现实的关联与疏离,藉此可全面审视晚清小说理论现代建构的特点和规律。

吴趼人与《汉口日报》——对新发现的一组吴趼人材料的探讨

晚清著名小说家吴趼人,曾于1902年至1903年受《汉口日报)之聘,由上海去汉口参加编报工作。由于文献缺乏,对他这段时间的活动无法作具体的探讨,致使吴趼人的研究留下了空白与缺憾。去年10月,笔者检索《苏报》

吴趼人的笑话小说

"笑话"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名称在近代还不普遍,因而吴趼人提出的"笑话小说"具有非常高的文学史价值。他亲自创作的笑话小品中"新意识"和"新趣味"的加入,很有代表性。

戏谑与丑化:论吴趼人的谴责小说

以"恢复我固有之道德"为创作旨归的吴趼人,在上海租界难免成为厌世主义者。道德理想的受挫与厌世情绪的萌发,使得吴趼人对晚清社会发出了绝望的戏谑。愤世嫉俗的心态与诙谐夸张的描述相结合,让谴责小说喧嚣着人性与道德的隐秘邪恶,走向了隐私化、情欲化的邪僻路子,所产生的叙事效应偏离了道德教化的初衷。吴趼人属于租界文化语境培育出来的"双视野人",但其双重视野未能达到视野融合,不能为批判洋人提供有力的支持。在民族意识的敦促下,吴趼人以"士"的价值体系为尺度,转而讥讽买办的洋奴嘴脸和名分僭越,在身份与道德上极端丑化买办形象。

如何重探“小说现代性”——以吴趼人为个案

通过探讨现时一些有关吴趼人小说的现代性分析,以吴趼人一些代表性的作品作为具体的脉络去说明“中国小说现代性”这个含义比较抽象的问题。指出,中国小说的现代性除表现在小说的叙事技巧上,亦体现在小说的叙事内容上,甚至小说的社会地位以及小说与其他文类之间的关系上。中国小说的现代性,可谓牵涉在整个文学结构的变化之内,而不是某种特定的小说技巧上的革新所能够充分说明的。

徘徊于新旧之间:论晚清职业小说家的小说理论——以李伯元和吴趼人为例

晚清以来,随着报刊业的发达,稿酬制度的建立,"写作"开始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作家"也成为一种新的职业。在这种情形下,有相当一部分文人以报刊为谋生的手段。以李伯元和吴趼人为代表的晚清职业小说家在中国近代文学的开拓方面作出了独特贡献。他们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提出了颇有见解的理论,表现出对小说艺术的理解和对中国传统掌握的熟悉程度相当深刻。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考察晚清文学真正的历史地位。

《月月小说》的编辑策略与吴趼人的小说观念

作为新兴的近代早期职业小说家创办经营的小说期刊,《月月小说》具有博采众长、竞争生存的编辑意识和经营策略,反映了近代以来小说创作与商业文化融合共生、不断变革的总体趋势。吴趼人的小说观念内容较为广泛且以丰富的创作经验为基础,理论内涵和创新程度虽不突出,却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职业小说家的创作习惯和思想特点构成了吴趼人小说创作的观念基础和内在动力,既造就了他颇为突出的创作成就,同时,也限制了他向更加高远的目标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吴趼人短篇小说创作的文学史意义

作为晚清新小说创作实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吴趼人的短篇小说无论从取材倾向与主题意蕴等内容方面,还是从叙事情景、叙事结构和叙事时间等形式方面,都与传统短篇小说有着很大的不同,体现出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转型期短篇小说的诸多新质。吴趼人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带起了清末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小小热潮,为长期停滞的中国短篇小说创作打开了一条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