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认罪认罚从宽实践中的跟进式抗诉

针对呈上升态势的被追诉人悔约上诉,检察机关出于维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概念及价值,因应产生了跟进式抗诉,但囿于正当理由、特定情形、抗诉期间的例外限制,致使跟进式抗诉存在较大弹性空间。加之附随的加重检控后果,使合法律性阙如的跟进式抗诉不仅有悖程序正义之要求,还有损司法权威之建构,并有成报复检控之风险。眼下宜对其进行规制,从说理性、适当性、可视性等方面规范控辩协商,并探索对悔约上诉的合理限制。

报复检控防范视角下检察内部监督制约之完善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检察机关在其中的主导作用更加凸显,相关实践难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其中,惩罚被追诉人主张诉讼权利的“报复检控”,虽源于美国辩诉交易实践,但因同为协商性司法所固有的结构性风险,加之种种期待性利益的驱动,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亦有了更多可及性。实践中,检察机关针对被追诉人悔约上诉行为的跟进式抗诉,就是“报复检控”思维的一种潜在异化。目前,检察机关虽有相对系统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但因未对该问题予以充分关注导致出现了阙如。应致力于促进检察官坚守客观义务,在实践中激活和完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