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跨文化和跨主体性的一个讨论

“主体性”概念在知识与实践领域的图景是解释一切事物并且为一切事物赋值。由于理性的行为都必然涉及他者,因此,所有的行为事实都具备主体间性。改造主体间性这一概念并将其升级为跨主体性,是理解跨文化想象的必要前提。跨主体性的可信基础来源于语言的共主体性,一种语言的重要词汇表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就意味着一种文化发生了某种“文化再化”。“文化再化"触及了跨主体性的核心难题,只有通过增加普遍性的维度而非在不同的普遍性主张之间进行斗争,才能够共同创作一个莱布尼兹式的“足够丰富而兼容”的可能世界。在一种特定文化进行再化的过程中,最小的存活结构是语言和宗教,最小限度的坚实结构是语言、宗教和历史。中国数千年始终保持着跨文化的性质,其运行模式是基于天下方法论的"旋涡模式”。以方法而非信念为本源,中国的原生文化方能够接纳外生文化,并且“化”入其系统中。

跨文明与跨主体性的可能条件

以“孔子改善”为精神原则,以“新百科全书”为知识生长的基本方法,以未来的共同问题为出发点来构建跨文明的相聚点,并最终形成跨主体性。这是未来知识发展所需要的跨文明条件和跨主体性的一种可期远景。

跨主体性的能力——从“畏死的恐惧”看跨主体性何以可能

近代哲学开创的建立于唯我论视角下的狭隘的理性原则基础上的主体性哲学的失败引发了道德危机。作为应对,胡塞尔开启了“主体间性”的研究视域,后经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等的努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但他们分别将“主体间性”禁锢在思维、体验和关于如何有效地对话与协商的知识中,从而不能在客观世界中现实化。现实实践中,只有回答了“跨主体性何以可能”的问题,才能回答“主体间性如何现实化”的问题。从“畏死的恐惧”理论出发,我们发现只有当个体具备了“跨主体性的能力”(包括独立能力、通达能力、公共能力和超越畏死的恐惧的勇气),个体的“跨主体性”和以之为前提的“主体间性”才可能现实化。显然,对“跨主体性何以现实化”这一新的问题式所开拓的新领域的有效探讨,是回答“道德何以现实化”“协商民主何以现实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现实化”等的基础与前提,它却被思想家们普遍遗漏了。

医患共同决策何以可能——兼论“跨主体性的能力”与“参与式教育”

人类的一般判断,即“感知为……”,是有中介的。在医患共同决策中,作为判断中介的“狭隘的私利”使医患的“跨主体性的能力”成为共同决策的前提条件;作为判断中介的“医学知识与诊疗信息”要求医生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方式,依据作为“整体的人”的患者的需要来对所需告知的医疗信息进行选择;作为判断中介的“个人经验”要求医生认识到患者的经验对医生成长和共同决策的珍贵价值。同时,在“参与即教育”的理念下,“参与式教育”是培养医患的共同决策能力的有效实践路径。因此,“参与即教育”的逻辑可以为当下的医患共同决策提供辩护。

跨主体性视域下民族事务治理能力的提升

实现民族事务治理能力提升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但在学理层面上如何为这种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是当下需要解决的重大学术命题。借助跨主体性哲学阐释,在超越西方主体间性理论的同时,结合新时代民族工作总体要求与具体实际,尝试搭建提升民族事务治理能力的六大路径:拓展知识论空间、凝聚跨主体性共识、规范跨主体性秩序、协调跨主体性动态、创建“人同此心”的民族工作队伍、以信息化新技术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效度。

国际游客对大运河遗产价值的感知:基于跨地方主体性的视角

遗产价值评判的立场与标准隐含了遗产话语权的角逐以及价值观传播的问题。目前,中国世界遗产的价值评定受制于西方所谓的“普遍价值”;特别是在入境遗产旅游这一文化外交的前沿阵地,现行遗产实践按照西方标准来展示中国文化传统,有可能预设了国际游客的遗产价值评判立场与标准,反而丧失了中国文化外交的主场优势。“共同价值”为遗产价值评判提供了指引,如何借力入境遗产旅游的现实情境,证实并传播共同价值立场与标准,是遗产实践的重要议题。鉴于此,本文以大运河苏州段遗产地为例,基于跨地方主体性的理论视角,解析国际游客与大运河遗产地的互动过程及其感知评判遗产价值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国际游客从微观与中观两个层面来与遗产地互动,并通过移情性理解与自反性建构两种具体路径,实现了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与协商;这一过程中,国际游客能动地感知评判着大运河遗产的价值,跨越了所谓“普遍价值”所预设的狭隘僵化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价值立场,达成了开放包容、交融互鉴的文明交往实践,成为共同价值立场与标准的国际群众基础。文章引入共同价值立场与标准来尝试破除西方普遍价值论背后的霸权主义行径,对争取世界遗产话语权、推进文明间平等交往、弘扬中华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全球化、混杂化与跨文化主体性之建构——读《红色泥土与倾盆大雨》

维克拉姆·钱德拉是一位穿梭于东西方之间的当代印度流散作家。作为一个兼具地区性和世界性的作家,他将扎根于口头文化传统的印度文化的本质特征与其作品世界性的一面相结合。其第一部小说《红色泥土与倾盆大雨》具有套盒式叙事结构,由数百个交织讲述、重讲、复制、翻译和穿插的故事构成,给读者提供了"故事中的故事"或者是"关于故事讲述的故事讲述"。在这部具有复杂故事结构、混杂叙事模式和多元文化色彩的小说中,他为我们呈现了全球化的漫长历史,描述了一种多元文化和多种语言混杂的印度社会,同时也探讨了与文化适应和文化互化过程相关的混杂化和跨文化主体性这一问题。

你是利玛窦那样的人吗——关于一神论的系列通信之一

这两封通信是中国哲学家赵汀阳和法国人类学家乐比雄正在合作完成的《关于一神论》一书的第一回合部分。该书采用跨文化论辩的方式,准备讨论一神论传统所塑造的欧洲思维格式以及此种思想格式对现代性的影响。一神论的思维格式可以说是欧洲最为普遍也最为固定的思想方式,尽管今天基督教在欧洲已经逐步式微,但一神论的思维格式却依然是强劲的主流,主导着西方对事物的理解方式、价值观和追求目标。第一回合只是这个主题讨论的开端,主要讨论了一些准备性的争论条件和方法,特别是提出了跨文化对话所遇到的困境,分析了主体间性的局限性以及问题,提出了跨主体性可以成为解决主体间性困难的一种方法。其中,以利玛窦为例,讨论了一神论的追求与多神论的接受方式之间存在的难以克服的鸿沟,显示了文化对话的一个深刻困难,即,虽然跨主体性可以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式,可问题是,在一神论的条件下,却很难完成跨主体性的建构,或者说,还很难找到建构主体性的有效方式。

当代美德伦理学的缺陷和医德培养的关键

当代伦理学的缺陷在复兴的当代美德伦理学上表现为片面性、“自我—他人不对称”、相对主义、缺乏具普遍性的美德依据和践行性的道德实践能力,即“美德”丢失了古代的能力蕴含而仅指品质,从而使美德难以现实化。从“畏死的恐惧”基础上所重塑的道德基础(即生命本真存在方式的需要)出发,对上述问题给予揭示与超越。马克思以彻底的实践哲学和崭新的问题式,即“道德何以现实化”,使道德走出了纯粹的思维性。从“畏死的恐惧”出发可以继承和发展此问题式,将研究拓展到与“道德现实化的内在条件”和“道德现实化的动力、阻力和能力”相关的领域。在此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问题式下,医德教育的关键是培养“超越畏死的恐惧的勇气”。

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问题式下医德教育范式的转型——医德的现实化与“践行性的道德实践能力”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价值维度的确认是对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肯定。挖掘了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问题式(对现实世界的提问方式),即“道德如何现实化”。从(作为道德现实化为道德实践和“生-生”式的道德关系的根本障碍的)“生存性恐惧”出发,可以在继承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问题式的基础上将此问题下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到与“道德现实化的内在条件”和“道德实践的动力、阻力和能力”相关的诸多问题。在此“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问题式”下,呼吁医德教育的范式转换,即从当前主要的“知性医德教育模式”转变为着眼于使医德现实化的“践行性的实践性医德教育模式”。这需要对“跨主体性的能力/践行性的道德实践能力”的培养和对作为其前提的“超越生存性恐惧的勇气”的培养,进而需要对相关的培养路径等问题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和实践。

邀请古人成为我们的当代人

虚拟是思想的本质,而虚拟的时空错位、穿越有助于建立虚拟的跨主体性,或形成古今思想的虚拟合作方式,创造一种“合心”状态,以“古今之合”超越“古今之争”。分析虚拟的古今对话的有效条件,邀请古人成为我们的当代人或称古今穿越必然自动生成“人类学家”的旁观视域,这种时空错位形成的陌生化旁观视域有助于思想回复到本意为旁观的“理论”而得以重新发现问题,或让问题重新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