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共同决策何以可能——兼论“跨主体性的能力”与“参与式教育”

人类的一般判断,即“感知为……”,是有中介的。在医患共同决策中,作为判断中介的“狭隘的私利”使医患的“跨主体性的能力”成为共同决策的前提条件;作为判断中介的“医学知识与诊疗信息”要求医生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方式,依据作为“整体的人”的患者的需要来对所需告知的医疗信息进行选择;作为判断中介的“个人经验”要求医生认识到患者的经验对医生成长和共同决策的珍贵价值。同时,在“参与即教育”的理念下,“参与式教育”是培养医患的共同决策能力的有效实践路径。因此,“参与即教育”的逻辑可以为当下的医患共同决策提供辩护。

跨主体性的能力——从“畏死的恐惧”看跨主体性何以可能

近代哲学开创的建立于唯我论视角下的狭隘的理性原则基础上的主体性哲学的失败引发了道德危机。作为应对,胡塞尔开启了“主体间性”的研究视域,后经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等的努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但他们分别将“主体间性”禁锢在思维、体验和关于如何有效地对话与协商的知识中,从而不能在客观世界中现实化。现实实践中,只有回答了“跨主体性何以可能”的问题,才能回答“主体间性如何现实化”的问题。从“畏死的恐惧”理论出发,我们发现只有当个体具备了“跨主体性的能力”(包括独立能力、通达能力、公共能力和超越畏死的恐惧的勇气),个体的“跨主体性”和以之为前提的“主体间性”才可能现实化。显然,对“跨主体性何以现实化”这一新的问题式所开拓的新领域的有效探讨,是回答“道德何以现实化”“协商民主何以现实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现实化”等的基础与前提,它却被思想家们普遍遗漏了。

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问题式下医德教育范式的转型——医德的现实化与“践行性的道德实践能力”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价值维度的确认是对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肯定。挖掘了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问题式(对现实世界的提问方式),即“道德如何现实化”。从(作为道德现实化为道德实践和“生-生”式的道德关系的根本障碍的)“生存性恐惧”出发,可以在继承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问题式的基础上将此问题下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到与“道德现实化的内在条件”和“道德实践的动力、阻力和能力”相关的诸多问题。在此“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问题式”下,呼吁医德教育的范式转换,即从当前主要的“知性医德教育模式”转变为着眼于使医德现实化的“践行性的实践性医德教育模式”。这需要对“跨主体性的能力/践行性的道德实践能力”的培养和对作为其前提的“超越生存性恐惧的勇气”的培养,进而需要对相关的培养路径等问题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