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和地区大国对外政策中的跨区域主义:俄罗斯的视角

21世纪初,世界主要大国,实际上包括所有的地区大国,都加入到快速发展的跨区域进程中。无论新的还是旧的跨区域方案——金砖国家、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中等强国合作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一带一路”倡议、欧亚经济联盟等,均获得新的发展空间。这些方案之间的不断竞争决定了必须对跨区域主义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该现象既是全球化的一个阶段,也是影响世界政治的新趋势,更是世界大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工具。从世界大国在对外战略中实际运用效果的视角分析,跨区域主义是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实现国家和集团利益、消除全球化增长约束因素、全球化破坏性效应最小化、同时保障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收益、合作制度化、改变全球和地区管理体制、建立地区合作和认同、加强相互依存的有效工具。因此,目前出现了跨区域方案激烈竞争的征兆。

新型跨区域主义的重要一环:日本—欧盟EPA/FTA初探

2013年3月正式启动的日本一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自由贸易协定"(EPA/FTA)谈判是新型跨区域主义的重要一环。日本和欧盟的主要利益诉求分别针对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规制改革和规制融合是双方的共同目标和利益汇合点。日本一欧盟EPA/FTA的谈判进程与"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之间存在着重要的战略互动,表现出明显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和"更深一体化"的新型跨区域主义特征。日本一欧盟EPA/FTA的走向,深刻关系到新一代国际经贸活动的议程设置和规则制定。

陷入困境的跨界区域主义——对江阴靖江跨界合作的重新认识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过程中,行政区与经济区的界限开始消失,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大量的跨界城市合作实践。本文在跨界区域主义的理论视角下,以江阴一靖江工业园区作为跨界城市含作案例进行研究。通过分析跨界园区的发展历程和发展绩效,本文认为江阴和靖江的跨界城市合作实践并不理想。合作失败的直接原因在于园区相互交织的管理体系、从合作到竞争的城市关系转换和缺乏明确的利益分配机制等三个方面,而根本原因在于城市是行政管理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跨界城市合作的基础会在地方政府单方面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不断被削弱,并导致城市合作最终破裂。江阴市和靖江市跨界合作的经验和问题也将为我国其他城市的跨界发展提供借鉴。

区域间主义与“东盟模式”

区域间主义是国际关系中一种新的现象,东盟通过积极倡导和推进与欧盟、中国、美国等区域集团或大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及东盟地区论坛、"东盟+3"、东亚峰会等跨区域的集体对话与合作,日益成为有利于国家的、以区域集团为活动单位的新的国际行为主体。东盟区域间主义以软安全导向、政府主导、"东盟方式"决策、奉行开放原则和不干预主义等特征,形成一种独特的"东盟模式"。它通过大国平衡、集体认同强化、规范与制度建设等独特的区域效用,促进了东南亚区域的安全、稳定与发展,也推动了东亚及亚太区域合作的发展。

国际关系研究新层次：区域间主义理论与实证

区域间主义是指不同国际区域或次区域之间制度化的关系。它是国家和区域组织等行为体对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一种积极反应,其主要功能包括权力平衡、认同强化、制度建设、利益共享等。区域间主义实践既有综合性、多元性、开放性、多轨性等共性,也有由"欧盟模式"、"东盟模式"、"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等表现出的个性。理论与实证结合的综合研究将是区域间主义研究的基本方向。

探析全球治理中的“意愿联盟”

组建'意愿联盟'已日益成为全球治理中特定群体的国家追求共同利益、捍卫相近立场的一种重要外交行为和政策工具。本文辨析了围绕'意愿联盟'所产生的三个普遍误解,即'‘意愿联盟’是一种师出无名的国际行为'、'组建‘意愿联盟’只是‘弱者的武器’'、'‘意愿联盟’易于分化瓦解'。'意愿联盟'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治理中的极化格局加速弱化,为了提高外交行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部分国家力图通过较为松散的集体合作联合供给某种'俱乐部产品'。在实践中,基于明确的利益指向,提高构建、运作和发展'意愿联盟'的能力和技巧已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所面临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