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协同理论的中国-东盟边境地带跨国区域经济合作开发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不断推进,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需要不断加深多维度合作背景下,加强中国-东盟边境地带跨国区域经济合作开发成为必须与必然。边境跨国区域涉及到不同国家的各个地区,具有与地缘政治关联性等特征,存在着利益、发展差距、国家政策与文化观念等障碍,需要借鉴协同学理论来协调认识与协同行动;要遵循比较优势与互利共赢、相互尊重与沟通协调、经济与政治分离、统筹规划与务实渐进等重要原则,针对中国-东盟跨境区域经济合作开发问题构建战略与规划层面的跨国协调机制;并在组织运作层面建立组织协调职能机构网络,以"共赢"为基础与核心、以合作机会均等、责权利对称、公平公正的制度与利益共享机制来形成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以科学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来建立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机制,以有效对接与协同发展为目标来构建边境跨国区域基础设施的协同建设机制等,做到又好又快地推进中国-东盟边境地带跨国区域经济合作开发。

近代云南与东南亚跨国区域经济初探:以丝棉贸易为中心

由于受到地理环境特殊性和差异性的影响,"丝"和"棉"成为近代云南与东南亚,特别是与缅甸之间主要的贸易商品。考察云南三关与东南亚丝棉贸易规模,以腾越关最大,其次是蒙自关,思茅关最小。云南与东南亚以丝棉贸易为主要特征的跨国区域经济呈现互补型特点,它与中国近代其他区域经济有很大区别,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近代区域经济的类型。

论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性质

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性质的界定,是研究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出发点。目前,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尚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多数人认为其属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范畴,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决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践问题。而如果从跨国区域联合的视角分析,就可以对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性质做出新的界定。

论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边界

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边界的界定,是深入研究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提。目前,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这个问题尚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边界可从参与合作的单个区域入手,静态分析单个区域边界的划定标准,再从参与合作的联合区域入手,动态分析联合区域边界的划定标准。

以经济开发区为载体 深化“一带一路”跨国区域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格局下的跨国区域经济合作主体,除了需要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区域合作协调组织、企业和居民以外,双方当事国的经济开发区也应成为重要合作载体和平台,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主体之一。由于经济开发区具有相当的自主权和决策机制,可灵活和及时地解决合作问题,从而高效而紧密地开展区域经济合作,使低级的、单体企业自发式的投资合作,升级为双方经济开发区间的高级合作形式,将显著地改变目前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的质量与水平。

中国跨国次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展望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特点。随着世界经济总量的扩大,各国、各地区经济资源配置不断突破国界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优的配置方式和配置效率,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同时,以地区经济一体化为标志的区域经济合作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区域经济一体化表现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区域自由贸易协定,通过区域内的国际分工寻求扩大经济合作,提升经济增长潜力。世界市场环境的变化使得各国对世界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

边疆区域经济学研究

边疆地区是国家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区域经济在一国经济中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有关边疆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发展迅速,但是研究内容有待丰富,研究体系有待完善。

中国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研究

目前中国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发展特点主要有:地缘特殊性、发展不对称性、产业反向梯度转移性、弓矢态势性和封闭综合与复合开放双重性。中国跨境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策略是:1.提升跨境经济合作战略高度,推进自由贸易区合作进程。2.加强次区域经济合作交流,推进跨境区域合作发展进程;3.突破跨境区域合作的障碍,实现多点、多极、多元发展。

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区与自由贸易区的分析——以GMS和CAFTA为例

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新形式,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区与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有诸多不同。文章通过对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区与典型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自由贸易区的分析比较,认为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相应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新发展。

公共产品供给与中俄地区合作机制建设

米军在《欧亚经济》2018年第5期撰文指出,2018年2月,中俄两国元首把地方合作提升至国家水平,正式启动地方合作交流年,这无疑为中俄关系发展创造了新的增长点。第一,中俄地区合作的发展进程。作为两国地区合作的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是扩大中俄两国对外开放的“探路”性战略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