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连县跨国务工回归妇女HIV监测结果分析

[目的]了解普洱市孟连县边境地区跨国务工回归妇女艾滋病病毒(HIV)感染现状及相关危险因素。[方法]对2007年～2008年跨国务工回归妇女采集静脉血进行HIV检测,同时收集调查对象基本信息和开展的艾滋病预防行为干预情况。[结果]235名跨国务工回归妇女年龄最小16岁,最大46岁,平均年龄为27.91岁。调查对象文化程度以初中以下文化为主,占99.15%,已婚占67.66%,未婚占31.06%。235名调查对象中检出HIV感染13例,阳性检出率为5.53%,检出的HIV阳性者中35岁以下11人,占84.62%。[结论]跨国务工回归妇女从事的职业多为性服务,HIV感染危险因素大,应加大对该人群出入境前后的行为干预,探索符合当地的跨国务工女性的管理模式。

论反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法律冲突及其完善——以大湄公河次区域云南边境一线为例

中国以1997年《刑法》为核心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然而,与国际反贩运人口法律文件及大湄公河次区域相关国家法律相比,我国反拐卖妇女儿童法律体系及其内容存在着许多需要发展和完善之处。

安徽省跨国拐卖妇女犯罪的时空分异与形成机制

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取的2008―2022年跨国拐入安徽省的拐卖妇女犯罪案例数据,综合运用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安徽省跨国拐卖妇女犯罪的群体特征、时空分异和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群体特征差异显著,其中作案人以31~50岁的青壮年男性为主,文化水平较低,且以汉族、苗族居多;被害人主要来自越南,且以介绍工作赚钱为由被拐骗为主,案发后多被遣返原籍或自愿留下;收买人主要为适婚年龄的单身男性及其父母,文化水平多为初中及以下。2)时间演变上,安徽省跨国拐卖妇女犯罪整体呈“峰”型变化趋势,经历波动低发—起伏增长—急速回落3个阶段,发生态势主要受人口政策、打拐力度、网站平台发展等因素的影响。3)空间分布上,拐出地主要为越、缅、柬、老4国和云南、广东、安徽等省份;中转省呈弧状分布,中转市“邻界”特征显著;拐入地集中在皖北和皖中,其中拐入市呈“南北平行双弧”向东辐射扩散,拐入县则呈皖北散状点型与皖南“抱团式”的差异空间格局,地理邻近选择倾向明显,且拐入县呈“单片―扩散―汇聚”的热点变化趋势;拐卖路径上,形成“越南―云南省文山州―马鞍山市含山县”和“柬埔寨―江西省景德镇市―合肥市庐江县”等主要路径,呈现“邻国拐出―边境/内陆中转―多地拐入”的“源―流―汇”路径通道。4)拐出地和拐入地之间的推拉效应为该类型犯罪的发生提供动力,促进作案人、被害人、收买人三方与拐出地、中转地、拐入地三地之间产生交互和耦合作用,促使犯罪路径的形成。

浅析《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公约》——从打击跨国贩卖妇女的角度

作为第一个将使人卖淫为目的而贩卖人口作为国际法问题予以规定的国际公约,缔结于1949年的《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公约》(以下简称《1949年公约》)本着消除国际人口贩卖和性剥削的良好目的,较之20世纪早期四个公约适用范围更宽,效力和适用性都大大增强,对打击跨国贩卖人口犯罪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公约自身的缺陷和一些外部因素的问题,使得它难以真正发挥出本该具有的作用。

打击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国际合作机制的完善——以大湄公河次区域云南边境一线为例

反跨国拐卖人口犯罪是一个系统工程,各国警察机构负责的打击和惩治犯罪是该系统中的核心。本文以反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国际合作机制为研究主题,主要通过两个侧重点展开:一是地域上以大湄公河次区域云南边境一线,即主要以中越边境、中缅边境及中老边境地区为范围;二是国际合作机制上以警务合作为主线,研究了目前反对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的国际合作的内容和方式,分析了实践中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如何完善国际合作机制的对策和建议。

大湄公河次区域云南边境一线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特点研究

在人类历史上,最初的跨国贩卖人口行为总是和战争、殖民主义、奴隶制联系在一起,被普遍认为是人类历史上不文明、不光彩的一笔,必须进行彻底清除。但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到今日,跨国拐卖人口犯罪这一现代"奴隶贸易"不仅依然存在,并且已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最有利可图的犯罪行为之一,涉及世界每一个大陆。近年来,随着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为发展经济而相继开放边境,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在该区域发展迅速,形势严峻,不容乐观。本文立足于对大湄公河次区域云南边境一线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现状呈现出的犯罪主体、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流向、犯罪分布地域、以犯罪动机划分的犯罪类型和犯罪隐案等特点进行全面总结和深入分析,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打击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国际合作机制提供坚实基础。

中国打击跨国贩卖妇女犯罪的法律制度研究

跨国贩卖妇女是国际社会必须整体共同应对的全球性难题，但整体措施能否取得实际效果，关键在于各国在主权管辖范围内有无切实履行国际义务。中国在跨国和国内两个层面都面临着复杂严峻的贩卖妇女问题。应该说，中国制定的有关国内立法为应对跨国贩卖妇女及其相关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也积极开展了打击跨国贩卖妇女的执法行动，亦有主动进行国际合作。但若以有效遏制犯罪发展和充分履行国际条约义务为衡量标准，中国立法存在的偏差和漏洞、执法上的分散性与临时性、国际合作的局限性．都说明中国在打击该犯罪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进之处。

跨越国境的孽缘——漳州警方破获跨国拐卖妇女案

哭声,泪水,交织着她们复杂的情感世界,欲罢不能,欲说还休。 1999年6月19日晚,当一辆“奔驰”大巴引擎轰鸣,从漳州市公安局收容教育所出发,遣送28名被拐卖的越南女踏上漫漫的归途时,这群既是非法居留又是受害的越南女用哭声和泪水流露出她们对中国土地与中国人情的深深眷恋,更是宣泄着她们对人贩子的痛恨与愤怒。 逐利:铤而走险跨国贩人口 下场:锒铛入狱他乡梦破碎 燕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偷渡入境,非法嫁给广东潮州市一男子为妻。在中国,她过了好几年舒心的日子,当她了解到南靖县一些偏僻山村有不少大龄未婚男子娶妻困难的情况后,欲望便开始膨胀,那双贪婪的眼睛便盯住南靖这条发财的栈道,开始干起跨国贩卖妇女的行当,一步一步地踏上不归路。1997年11月的一天,一个叫秋兰的越南人带了一名越南女到阮氏燕家,要她介绍卖出去。

基于中越边境拐卖妇女犯罪的国际警务合作机制研究

反跨国拐卖人口犯罪的国际合作是一项系统工程,中越警方在共同打击拐卖妇女犯罪的国际合作机制实际是以警务合作为主线,文章在对近年来中越边境拐卖妇女犯罪的情况特点及犯罪原因分析之后,提出了如何完善国际警务合作机制的对策和建议。

CAFTA环境下的中越跨国贩卖妇女儿童犯罪问题研究

在CAFTA环境下,中越跨国贩卖妇女儿童犯罪呈现出组织化、集团化和规模化趋势,贩卖主体、对象和市场的范围越来越广,犯罪手段不断翻新。其原因包括买方市场需求扩大、区域间的经济差异和贫富差距加剧、边境管理和国际间合作机制的不完善以及相关群众文化与法律知识欠缺等因素。要打击和预防中越跨国贩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则要加大打击买方市场的力度、加强出入境管理、拓宽疏导渠道、加强普法宣传与教育以减少人口贩卖的存在空间,同时还要扩大中越两国的司法合作,合力打击中越跨国贩卖妇女儿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