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治理途径研究——基于对Z县JS乡的思考

中缅两国国境线长约2185公里,缺乏天然屏障。在漫长的历史演进发展过程中,云南边境地区与周边国家的居民存在互市通婚的习俗并沿袭至今,跨国婚姻在区域发展、社会治理等方面呈现明显的正反效应。梳理现阶段云南边境多民族聚居区域跨国婚姻的现状、特点、治理困境,有助于实务部门进一步探索社会治理理论体系语境下涉缅婚姻管理的有效路径。

国内跨国婚姻型贩运妇女治理研究

跨国婚姻型贩运妇女犯罪给家庭、社会乃至国家国际安全带来严重的危害,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高度父权制使得女性受到歧视;二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三是全球未形成统一打击共识;四是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增加了婚姻型贩运妇女治理的难度。国内作为“外籍新娘”的主要输入国,针对跨国婚姻型妇女贩运问题治理的建议如下:一是充分运用跨国婚姻登记及户籍政策,消除“外籍新娘”潜在的社会问题;二是加强跨国协作,形成打击婚姻型贩运妇女违法犯罪的共识;三是在法律适用上,综合多种因素分析认定拐卖行为;四是加强预防教育,提升妇女自身防护能力。

从“上升婚”到“同质婚”——以中日跨国婚姻中国女性为视角的分析

通过对跨国婚姻女性的访谈,考察全球化时代中日跨国婚姻的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多数女性因追求自由的生活方式而发生跨国流动,由于喜爱中国或从事中日贸易而来中国的日本男性增多,这增加了婚姻双方相遇的机会。不同于以往因国家之间经济差异、为追求阶层上升而发生的“上升婚”,中国女性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主体性等因素的影响下,大多选择了学历、阶层类似的“同质婚”。跨国婚姻模式的转变,既有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格局变动带来的影响,也有女性在出生国经历的家庭关系以及个人自我主体性带来的影响。任何形式的选择都充满偶然性,跨国婚姻女性拥有越多的“移民特殊资本”,越能应对“同质婚”里的偶然和未知。

“甜歌皇后”李玲玉:27载跨国婚姻的苦与乐

她是老版《西游记》里玉兔精的扮演者,是《天竺少女》《美人吟》等歌曲的演唱者,被誉为“甜歌皇后”,曾红极一时,但后来渐渐淡出了大众视野。她都经历了什么?与外籍丈夫跨国分居11年,要求丈夫到北京定居遭拒绝2015年10月中旬的一天,李玲玉带着儿子杰西飞赴加拿大温哥华与丈夫杰瑞团聚。她与丈夫商量:“我不想再过这种跨国分居生活了,你随我们去北京生活吧!”杰瑞却摇头:“我的事业在加拿大,还是你们回来吧!”李玲玉顿感失落。

从一个跨国婚姻的案例探讨外籍人士融入中国的本土文化与社会的研究

这项研究通过一个跨国婚姻的案例探索外籍人士在中国的文化融入适应。本研究通过访谈法收集数据,采访一位外籍女士和了解她的经历。数据分析是基于一个采用四个维度的框架。研究发现语言技能是一个影响融合的因素。此外,研究也表明融入社会需要更具凝聚力的因素。

边境治理中的跨国婚姻移民:特征、动力及其影响——基于对云南两个边境县的调查与思考

通过对云南两个边境县的实地调查发现,跨国婚姻移民现象正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不仅数量增长迅猛,地域空间扩大,而且族际通婚比例快速上升。深入挖掘其形成的内在动力,发现其更多是受到民族国家制度与政策差异、市场经济牵引等现代因素影响。随着跨国婚姻移民现象的普遍化,其对边境治理的影响日渐深入,既有负面的,更有积极的。只有理性客观地看待这一现象,才能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完善的边境跨国婚姻移民治理体系。

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模式新探——以广西龙州武德乡布侬三屯为例

中越边民在长期的经济、社会往来中,形成了独特的跨国婚姻模式。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越南女子涌入中国,并呈"一边倒"趋势,给中越边境地区传统的跨国婚姻带来了新的变化与挑战。基于此,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当前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模式进行探析,把握其现状和特征,以期为中越边境地区的稳定与和谐发展提供借鉴。

跨国婚姻关系与边疆民族社会变迁——以中越边境红岩寨苗族为例

中越跨国婚姻关系的变迁反映了两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及其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随着国家界限的确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跨国婚姻的基础正在发生从传统社会文化向市场经济的变迁,它带来了跨国婚姻性质的改变,甚至可能由此带来该区域社会稳定形态的重大转变。

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治理模式分析

本文通过阐述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的现状,从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中存在的婚姻家庭、身份认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分析了中越跨国婚姻问题产生的根源和发展的态势,认为在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治理中应建立科学的决策和执法机制、加强相关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以及构筑坚不可摧的制度屏障。因此,对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治理模式做出相应调适,使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问题治理常态化和长效化有着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研究--以广西大新县隘江村为例

中越边境跨国通婚比较普遍。在这样一些特殊的家庭里,母亲没有中国国籍、户籍,她们在国民身份认同方面出现危机,并导致婚姻关系不稳定,家庭功能无法正常发挥。同时,由于母亲是外国人,父亲是中国人,而且位于偏远的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婚姻家庭中的子女的社会化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面对这些问题,有必要用新的思维来解决这些母亲的国籍问题,要更多地关注这些家庭中的子女。

中缅边境非法跨国婚姻对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稳定的影响分析——以云南省龙陵县徐家寨为例

由于地缘条件、民族传统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在云南中缅边境地区形成大量非法跨国婚姻,不仅削弱了中国法律在边境地区的权威,给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带来隐患,而且损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有条件认可中缅跨国婚姻,为缅甸女性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有助于云南边境地区的长期和谐稳定。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中女性及其子女的身份困境——以广西大新县壮村个案为例

中越边境地区中国一侧,存在着大量中越跨国民族婚姻。这类婚姻直接导致了越南入境女性及其子女两类特殊群体的产生。他们在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由于中国法律制度以及当地社会文化环境的排斥,越南入境女性及其子女在国家归属、自我身份认同等方面,表现出复杂的认同焦虑。他们在现实社会中遇到的认同困境,直接导致了这一特殊社会群体成员模糊身份和模糊意识的生成甚至蔓延,这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和平与交往:广西边境地区跨国婚姻问题初探

随着中越关系的正常化,中越两国民族交往不断增加,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的数量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并对中越两国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这种跨国婚姻与边境地区的自然地理、交通、语言文化、经济发展程度、人口性别比例等有密切的关系。应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研究设立县市涉外婚姻机构,放宽边民通婚的条件的可行性,进一步发展边境地区的经济,以妥善解决跨国婚姻问题,促进中越边境的繁荣、稳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中越边民跨国婚姻法律问题探析

中越边民的跨国婚姻自古以来就存在,因为他们地域相连,文化相似,语言相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睦邻友好政策的进一步实施,这种跨国婚姻必定越来越多。目前,这种跨国婚姻还存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难、申请加入国籍难、加入户籍难等问题。这些问题给家庭、社会带来诸多影响。要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采取系列措施,尤其是在法制方面进行一系列完善。

跨国婚姻子女社会化问题思考

边境跨国婚姻所生子女在社会化过程中遇到的特殊情况,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研究。比如要正视他们家庭不完整、家庭功能难以正常发挥的问题,要满足他们受教育的权利,要照顾他们特殊的受教育需要,社会需要加强理解、宽容。

无利不媒:中越跨国婚姻婚介者的行动逻辑

以跨国婚姻中介介绍越南女性与我国T县男性组建跨国婚姻的过程为例,通过对中越跨国婚姻中介的扮演者、媒介跨国婚姻的过程、媒介行为的动力机制的探讨,来剖析跨国婚姻媒介者的行动逻辑对中越跨国婚姻的影响。研究发现,中越跨国婚姻中介者受经济理性驱使,通过中越散户婚介者合作、在越中方散户中介与合伙人联合、中越婚介组织混合经营等三种婚姻媒介方式,营造了中越跨国婚姻媒介的新形式,产制了中越跨国婚姻关系的商品化属性,进而诱发了相关的婚姻问题。

从民族内婚到跨国婚姻:中缅边境少数民族通婚圈的变迁

中缅边境地区少数民族通婚圈存在着一个核心结构,即在本县范围和相邻缅甸村寨之间的民族内婚,中缅跨国婚姻一直存在于这一结构中。随着通婚地域扩大和族际通婚的增加,中缅跨国婚姻也呈现出了相同的变迁趋势。而通婚圈变迁的原因亦能解释中缅跨国婚姻的变化。在变迁中,民族习以为常的跨国通婚超越了民族内婚的涵义,其被凸显的过程是国家法规政策对其管理加强的过程,也是边民国家认同意识日益增强的表现。

对跨国婚姻中越南妇女权益的法律保护研究

在中国广西边境地区,存在有大量的基于非法越境、非法居住、非法婚姻而产生的跨国婚姻现象,越南妇女们由于地理、历史、文化和经济原因嫁到中国,但她们在中国却遇到了来自"身份"和"福利"问题的双重困扰。从立法、行政、司法三个维度对跨国婚姻中越南妇女权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对其给予法律上的保护不仅具有理论必要性还具有实践可操作性,进而针对性地提出若干建议,具体可以实施分阶段、分步骤的"三步走"战略以解决其所面临的"身份"和"福利"难题,并应当同时加强行政执法和司法工作来进一步保障其合法权益。

西南边境跨国婚姻家庭子女社会化问题思考——以广西大新县隘江村为例

母亲是外国人,父亲是中国人,边境地区跨国婚姻子女的社会化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他们在走私、贩毒、拐卖妇女儿童等违法犯罪现象比较普遍的情况下,在族群文化与国家主体文化及法律文化存在冲突的情况下,面临一些迷茫。对此,我们需要从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中女性的身份认同思考——以广西大新县A村为例

A村是位于中国广西边境地区大新县的一个村庄。该村村民主要是壮族,和越南邻村边民属于同一个民族。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中越关系改善以来,该村与越南邻村边民之间的跨国婚姻越来越多。但是,这类逐渐普遍的跨国婚姻,由于种种原因,难以有正常的婚姻登记,导致这些越南妇女难以取得中国户籍、国籍,从而产生了国家、群体、自我身份认同三重危机。作为中国家庭的重要成员,这种身份认同的危机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后果。走进这些越南妇女的内心世界,可以感受到她们在社会身份认同方面的无可奈何。加强对这种跨国婚姻现象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