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法律冲突及其完善——以大湄公河次区域云南边境一线为例

中国以1997年《刑法》为核心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然而,与国际反贩运人口法律文件及大湄公河次区域相关国家法律相比,我国反拐卖妇女儿童法律体系及其内容存在着许多需要发展和完善之处。

打击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国际合作机制的完善——以大湄公河次区域云南边境一线为例

反跨国拐卖人口犯罪是一个系统工程,各国警察机构负责的打击和惩治犯罪是该系统中的核心。本文以反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国际合作机制为研究主题,主要通过两个侧重点展开:一是地域上以大湄公河次区域云南边境一线,即主要以中越边境、中缅边境及中老边境地区为范围;二是国际合作机制上以警务合作为主线,研究了目前反对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的国际合作的内容和方式,分析了实践中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如何完善国际合作机制的对策和建议。

大湄公河次区域云南边境一线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特点研究

在人类历史上,最初的跨国贩卖人口行为总是和战争、殖民主义、奴隶制联系在一起,被普遍认为是人类历史上不文明、不光彩的一笔,必须进行彻底清除。但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到今日,跨国拐卖人口犯罪这一现代"奴隶贸易"不仅依然存在,并且已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最有利可图的犯罪行为之一,涉及世界每一个大陆。近年来,随着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为发展经济而相继开放边境,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在该区域发展迅速,形势严峻,不容乐观。本文立足于对大湄公河次区域云南边境一线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现状呈现出的犯罪主体、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流向、犯罪分布地域、以犯罪动机划分的犯罪类型和犯罪隐案等特点进行全面总结和深入分析,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打击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国际合作机制提供坚实基础。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政策缘何完善——基于多源流理论的议程设置研究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工作事关人民安全与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本文采用多源流理论的分析框架,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等三个方面对2022年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政策的完善议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犯罪治理遗留的“历史存量”和犯罪治理场域中的外溢风险构成了问题源流;专家学者对“拐卖妇女儿童”议题的探讨、两会代表建言献策以及舆论媒体的报道使得政策共同体之间形成了“政策原汤”,三者构成了政策源流;“团圆文化”影响下的民众情感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安全”理念与宗旨构成了政治源流。在2022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政策议程设置的“政策之窗”随之开启。在此期间,政策活动家促成了三流汇聚,使得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政策的完善议程得以最终设置。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的成因及预防——基于情境行动理论视角

拐卖妇女儿童罪是一种侵害妇女儿童人身权利的古老犯罪。本文以情境行动理论为分析框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探析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机制及预防路径。结果显示,拐卖行为人在“物化妇女儿童”的道德倾向、低自我控制的驱动与即时环境中拐卖市场、越轨朋辈、家庭负面关系的引诱、被害经历的激惹以及威慑感知的互动作用下,会启动和完成对拐卖行为的感知—选择过程并实施犯罪。因而,拐卖妇女儿童的预防措施应从犯罪情境的感知与选择方面着手,切断犯罪情境感知,引导正向行为抉择,以全方位提升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治理效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

乡村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整体性治理研究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是一种具有浓厚历史印迹的国际性犯罪。在我国乡村尤其是贫困地区以及人口流动地区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态势依然不容小觑。虽然我国持续展开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已取得初步成效,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对策主要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为轴心展开,缺少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社会治理要素整合。应当运用整合性治理思维,从社会现状与政府管理的利益平衡、政府管理机制、犯罪产业链以及法律监督与社会监督等方面构建乡村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整体治理体系,从而有效遏制乡村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我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的进程与逻辑:1983—2022

通过对1983年以来我国拐卖犯罪立案情况、法律法规、行动措施的考察,采用“犯罪整体态势+标志性事件”的判断标准,结合“制度+行动”的治理架构,依据“国家控制+社会参与”的分析主线,可将1983—2022年我国拐卖犯罪治理的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各阶段的主要特征分别表现为: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与打拐行动的持续发力;部门协作的制度设计与社会力量的初步发展;反拐制度的系统构建与全民反拐的协同共治。回顾拐卖犯罪近40年的治理进程,可以发现国家逐渐建立起“治罪—治理”的双重控制、“权力—权利”与“权利—权利”的双重保障机制,从而使我国拐卖犯罪态势基本得到有效遏制。

社会网络分析在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研究中的应用——以两起典型案件为例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典型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组织网络,并从微观节点、中观凝聚子群、宏观网络整体方面分析犯罪组织结构。研究发现,组织中存在拐卖人、被害人、收买人核心程度递减的“核心-边缘”结构,网络密度较低但成员间信息传递的连通度高,存在对组织中信息交流和目标实现有显著影响的核心成员,整体呈现“星型结构”的特征。

论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犯罪客体及其刑法意义

拐卖行为客观上完全可能现实地侵害被害人的人身自由、身体安全或家庭关系,但是将其作为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稳定的法益,不仅不利于对妇女、儿童权益的周延保护,而且不能很好地反映刑法规定本罪的目的。将人格尊严视为本罪的犯罪客体,既能实现相关刑法条文之间的协调,又揭示和反映了本罪的本质特征,同时又可以最大程度地拉近"剥削"与"出卖"之间的实质联系,有利于国内法与国际法的接轨。拐卖妇女、儿童罪与人口贩运罪之间的差异,不仅不足以影响我国全面履行国际公约的义务,而且可以兼顾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国情,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本罪的打击范围,更好地反映国际法和国内法保护妇女、儿童的立法宗旨。采纳"人格尊严说",有利于确定"以出卖为目的"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有利于确定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实行行为,有利于否定"违背被害人意志"的构成要件地位。

拐卖妇女、儿童共同犯罪司法认定疑难问题研究

拐卖妇女、儿童共同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常见多发。接送、中转行为在本质上属于帮助行为,因此一般应作为从犯处理,但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依法作为主犯处理。基于收买目的而教唆、帮助他人拐卖妇女、儿童的,依据牵连犯原理,从一重罪处罚;在拐卖妇女、儿童共同犯罪过程中犯意转化自行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依照吸收犯原理处罚。介绍买卖妇女、儿童的,依照共犯原理作为帮助犯处理。特定行业从业人员与买卖者共同实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应视情况作为一罪处理或是数罪并罚。

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刑事政策

我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定罪政策总体上表现为犯罪化。在未来的立法中,应纠正这类犯罪曾经存在的非犯罪化倾向,将拐卖14周岁以上男子的行为重新予以犯罪化。对拐卖妇女、儿童罪应坚持重刑化的制刑政策,但应适当注重"宽以济严"。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应坚持轻刑化的制刑政策,但该罪中的免责条款应予取消。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在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场合,应在严的基调下对某些犯罪人予以从宽处罚,而在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场合,则应在宽的基调下对某些犯罪人予以从严处罚。

关于调整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罪名表述的思考

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以及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组成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罪名体系。其中四个罪名的表述因存在一定的问题而亟待调整。"拐卖妇女、儿童罪"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应分别修改为"贩卖妇女、儿童罪"和"收买被贩卖的妇女、儿童罪"。"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和"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应分别调整为"不解救被贩卖妇女、儿童罪"和"阻碍解救被贩卖妇女、儿童罪"。

“网络化”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及其侦查对策

近年来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在中国逐步向着高级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至今已形成“网络化”的新形态。其犯罪团伙内部的组织结构极其复杂,各联系人的关系千头万绪,很难整体上把握其规律特点,打击“网络化”的拐卖犯罪需要侦查实战部门采取“网络化”的侦查方式。

打击跨国拐卖越南妇女儿童犯罪动态机制的构建

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及婚姻状况、利益驱动及边境管理、法律瓶颈等原因,使得跨国拐卖越南妇女儿童犯罪问题日益突出。由于打拐机制不健全,案件黑数较高,打击犯罪能力不强,办案经费以及同越南合作等方面的影响,侦办跨国拐卖越南妇女儿童案件的困难很大。构建打击跨国拐卖越南妇女儿童犯罪的动态机制,必须加强社会综合管理和打击犯罪力度,强化国际警务合作。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不容忽视

近二年来,在刑事犯罪中又出现一种新型的犯罪活动——拐卖妇女儿童。这类丑恶的犯罪活动给许多家庭造成不幸,直接侵犯了妇女儿童的人身权益,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扰乱了社会的安定局面。

安徽省跨国拐卖妇女犯罪的时空分异与形成机制

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取的2008―2022年跨国拐入安徽省的拐卖妇女犯罪案例数据,综合运用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安徽省跨国拐卖妇女犯罪的群体特征、时空分异和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群体特征差异显著,其中作案人以31~50岁的青壮年男性为主,文化水平较低,且以汉族、苗族居多;被害人主要来自越南,且以介绍工作赚钱为由被拐骗为主,案发后多被遣返原籍或自愿留下;收买人主要为适婚年龄的单身男性及其父母,文化水平多为初中及以下。2)时间演变上,安徽省跨国拐卖妇女犯罪整体呈“峰”型变化趋势,经历波动低发—起伏增长—急速回落3个阶段,发生态势主要受人口政策、打拐力度、网站平台发展等因素的影响。3)空间分布上,拐出地主要为越、缅、柬、老4国和云南、广东、安徽等省份;中转省呈弧状分布,中转市“邻界”特征显著;拐入地集中在皖北和皖中,其中拐入市呈“南北平行双弧”向东辐射扩散,拐入县则呈皖北散状点型与皖南“抱团式”的差异空间格局,地理邻近选择倾向明显,且拐入县呈“单片―扩散―汇聚”的热点变化趋势;拐卖路径上,形成“越南―云南省文山州―马鞍山市含山县”和“柬埔寨―江西省景德镇市―合肥市庐江县”等主要路径,呈现“邻国拐出―边境/内陆中转―多地拐入”的“源―流―汇”路径通道。4)拐出地和拐入地之间的推拉效应为该类型犯罪的发生提供动力,促进作案人、被害人、收买人三方与拐出地、中转地、拐入地三地之间产生交互和耦合作用,促使犯罪路径的形成。

河南省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的趋向、成因及对策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的日趋猖撅,引起了党和政府以及公安司法机关的高度重视。作者深入河南各地,对这种严重的犯罪活动进行了调查研究,撰写出《河南省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的趋向、成因及对策》一文。全文共分三个部分:一、我省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的趋向;二、我省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成因;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对策。

浅析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

近些年来,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屡禁不止,日趋严重,已成为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对此,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反映十分强烈,要求党和政府采取有力措施,给予坚决的打击与查禁。一、当前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的特点 1、犯罪活动日趋猖獗,范围扩大,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人数增多。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虽经多次打击查禁,但在一些地方发展、蔓延的势头仍很猛,其至愈演愈烈。过去,此类犯罪活动多发生在偏僻、边远的贫困落后地区,现在已逐渐向城镇和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扩展。1985年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