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跨国拐卖妇女犯罪的时空分异与形成机制

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取的2008―2022年跨国拐入安徽省的拐卖妇女犯罪案例数据,综合运用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安徽省跨国拐卖妇女犯罪的群体特征、时空分异和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群体特征差异显著,其中作案人以31~50岁的青壮年男性为主,文化水平较低,且以汉族、苗族居多;被害人主要来自越南,且以介绍工作赚钱为由被拐骗为主,案发后多被遣返原籍或自愿留下;收买人主要为适婚年龄的单身男性及其父母,文化水平多为初中及以下。2)时间演变上,安徽省跨国拐卖妇女犯罪整体呈“峰”型变化趋势,经历波动低发—起伏增长—急速回落3个阶段,发生态势主要受人口政策、打拐力度、网站平台发展等因素的影响。3)空间分布上,拐出地主要为越、缅、柬、老4国和云南、广东、安徽等省份;中转省呈弧状分布,中转市“邻界”特征显著;拐入地集中在皖北和皖中,其中拐入市呈“南北平行双弧”向东辐射扩散,拐入县则呈皖北散状点型与皖南“抱团式”的差异空间格局,地理邻近选择倾向明显,且拐入县呈“单片―扩散―汇聚”的热点变化趋势;拐卖路径上,形成“越南―云南省文山州―马鞍山市含山县”和“柬埔寨―江西省景德镇市―合肥市庐江县”等主要路径,呈现“邻国拐出―边境/内陆中转―多地拐入”的“源―流―汇”路径通道。4)拐出地和拐入地之间的推拉效应为该类型犯罪的发生提供动力,促进作案人、被害人、收买人三方与拐出地、中转地、拐入地三地之间产生交互和耦合作用,促使犯罪路径的形成。

论反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法律冲突及其完善——以大湄公河次区域云南边境一线为例

中国以1997年《刑法》为核心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然而,与国际反贩运人口法律文件及大湄公河次区域相关国家法律相比,我国反拐卖妇女儿童法律体系及其内容存在着许多需要发展和完善之处。

基于中越边境拐卖妇女犯罪的国际警务合作机制研究

反跨国拐卖人口犯罪的国际合作是一项系统工程,中越警方在共同打击拐卖妇女犯罪的国际合作机制实际是以警务合作为主线,文章在对近年来中越边境拐卖妇女犯罪的情况特点及犯罪原因分析之后,提出了如何完善国际警务合作机制的对策和建议。

打击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国际合作机制的完善——以大湄公河次区域云南边境一线为例

反跨国拐卖人口犯罪是一个系统工程,各国警察机构负责的打击和惩治犯罪是该系统中的核心。本文以反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国际合作机制为研究主题,主要通过两个侧重点展开:一是地域上以大湄公河次区域云南边境一线,即主要以中越边境、中缅边境及中老边境地区为范围;二是国际合作机制上以警务合作为主线,研究了目前反对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的国际合作的内容和方式,分析了实践中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如何完善国际合作机制的对策和建议。

大湄公河次区域云南边境一线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特点研究

在人类历史上,最初的跨国贩卖人口行为总是和战争、殖民主义、奴隶制联系在一起,被普遍认为是人类历史上不文明、不光彩的一笔,必须进行彻底清除。但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到今日,跨国拐卖人口犯罪这一现代"奴隶贸易"不仅依然存在,并且已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最有利可图的犯罪行为之一,涉及世界每一个大陆。近年来,随着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为发展经济而相继开放边境,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在该区域发展迅速,形势严峻,不容乐观。本文立足于对大湄公河次区域云南边境一线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现状呈现出的犯罪主体、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流向、犯罪分布地域、以犯罪动机划分的犯罪类型和犯罪隐案等特点进行全面总结和深入分析,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打击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国际合作机制提供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