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跨国电影与艺术中重塑民族国家形象——《当代华语电影和视觉文化:重新想象民族国家》导言

通过考察包括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在内地理区域的电影制作者和艺术家重新塑造、想象现代民族国家形象的诸种方式,分析“跨民族电影”“华语电影”及“华语语系电影”等术语在跨国电影史、华语电影理论和世界电影研究的框架中如何重新创造当代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形象,可以看出华语电影的疆域并不是一条单一的直线,而是由复数的历史、多种的发展线索以及多地域建构来组成的。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离散之地,在电影的主体性建构中均占据一席之地。

21世纪以来亚洲跨国电影研究

在“跨国电影”的研究中,其属性和定义不尽相同,有些通过挖掘并未得到认可的共性文化以激发对某种共性文化的深层跨国归属感;有些以相似族群、语言和文化亲和力、亲缘关系为概念进行合拍;有些通过跨国合作解决不利于本国电影发展的制作环境以提升本国电影制作能力;有些通过吸取跨国资本以生产全球商业电影;有些以电影知名导演为中心进行跨国制作。21世纪跨国电影研究作为电影理论研究的重要倾向之一,其概念、定义、成因和侧重点,以及从电影民族性到跨国性的学术观点和批评丰富多样,在这一系列流动的复杂元素下,亚洲跨国电影试图在电影节的商业运营、艺术呈现版图中呈现其自身理论落脚点与独特表现。

“苗莱坞”电影:1.5代美国苗族在泰国的跨国电影制作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数百部低成本的苗语电影被制作出来,包括喜剧片、动作片、恐怖片、历史小说、纪录片以及其他各种形式,其主要观众为美国苗族。这些电影中的绝大多数由1.5代美国苗族①在泰国制作,泰国苗族则以演员或其他身份为美国苗族制片人工作。泰国碧差汶府(Phetchabun Province)的赫克努伊分区(KhekNoi sub-district)不仅是泰国苗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区域,也是苗语电影制作的中心区域。该地区的政治历史、景观、语言以及苗族在此地所发展起来的技术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使得它成为美国苗族电影制片人所公认的苗语电影“圣地”。事实上,赫克努伊更适合被称为“苗莱坞”,尽管在美国的苗族制片人与为他们工作的泰国苗族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同时,苗语电影的美国市场面临严重的挑战,这导致美国苗族电影制作者不得不为电影的制作和市场寻找新的方向。本文从文学的视角关注跨国电影,认为苗语电影业不仅被跨国性和全球化所影响,地域也是影响其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跨国电影研究”争论的再观察——兼论改革开放四十年重构中国电影历史整体性的现实意义

2014年关于"跨国电影研究"的讨论以各方均未达成实质性的共识而告终。事实上,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世界电影的"整体框架"的视域下,中国电影应尝试超越跨国范式和国族范式的二元对立,在更高层面进行新的综合,搭建一个广泛的、有效的对话平台,在观照以国族意识为主体的宏观表述同时,充分兼顾到全球语境下的多地电影文化景观,在"文化向心"和"内外兼修"之间不断推动中国电影走向进步与成熟。

跨国电影的叙事机制、转向及潜能——以阿基·考里斯马基的五次“戛纳印记”为考察中心

时隔六年,芬兰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AkiKaurism?ki)携最新作品《枯叶》(FallenLeaves,2023)第五次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从20世纪的《浮云世事》(Drifting Clouds,1996)起始,阿基·考里斯马基就试图借助跨国电影的优势,将跨民族流动中的差异与诉求进行编码,构建了一套德勒兹意义上的“小语言”叙事模态。随着全球化流动等后现代因素的浸润和驱动,阿基·考里斯马基的影像图谱也在以“小语言”叙事的本土对话实践之上,增添了一种兼具时代性与哲学性的新转向。这种新的叙事转向,为跨国电影在世界新形势之下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模版:从“后民族”的批判性视角对当前“跨国”与“民族”的二元对立形态进行解构,以此彰显着跨国电影及其研究的更大发展潜能。

跨文化传播与全球在地化:世界电影、全球电影、全球在地化电影与跨国电影的概念考辨

本文在跨文化传播与全球在地化的视野之下,重新审视和考辨“世界电影”“全球电影”“全球在地化电影”和“跨国电影”的概念,探讨这些概念的起源、意义、价值、争议和各种可能性以及它们与全球化、在地化、世界主义、民族主义和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

波罗的海三国的“旅居者电影”:跨国电影的身份范式与对话实践

作为跨国电影的新趋势,“旅居者电影”的核心理念是“根植本土的世界主义”。与“口音电影”不同,“旅居者电影”制作人的跨国流动不是出于被迫的流亡、无家可归和流离失所,而是源自对世界的好奇、发现和主动探索,是一种积极的全球化实践。“旅居者电影”弥补了“口音电影”的理论空白,提供了研究跨国电影现象的新范式。近年来波罗的海三国出现了一批典型的“旅居者电影”,展现出多声部、对话性的世界主义风格,进一步丰富了“旅居者电影”的内涵。

新时期以来跨国迁徙题材电影新乡愁书写

新时期以来数量巨大的跨国迁徙人口现象,推动了跨国迁徙题材电影的发展繁荣,这些电影描绘了中国人全球迁徙流动的图景。往返他国的流动空间是电影的外在表现形式,其中不断发生变迁的乡愁情感才是电影想要探讨的真正核心。跨国迁徙题材电影根据乡愁情感书写特质的不同,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通过“迁徙与故乡”空间互动关系的塑造形成了故乡乌托邦、故乡异托邦、故乡无托邦三种特征,探讨电影如何以流动不断赋予乡愁现代性的新内涵,从而书写新乡愁,也体现了电影与现实的互动、与时代的互文。

跨国构型、国族想象与跨国民族电影史

作为一种特别依赖于体制与政策以及资本与技术的文化工业,电影与电影的历史叙述,都须要在跨国构型与国族想象的整合亦即跨国民族电影之中寻找阐释的方向。通过对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相关领域的理论辨析以及主要的世界电影史或国别电影史的文本比较,电影史的跨国构型本来就是电影史自身的规定性,但却遗憾地成为仅属欧美电影史尤其美国电影史的合法性延展。而包括欧美电影史尤其各民族国家电影史在内的国族想象,也已成为当下电影史构建的重要趋势。一种在民族国家框架里对跨国电影和民族电影予以经济和文化双重整合的跨国民族电影史,正在成为电影史话语的主导性力量。

重建主体性与重写电影史——以鲁晓鹏的跨国电影研究与华语电影论述为中心的反思和批评

迄今为止,海外中国电影研究以美国、日本学者或旅居美国、日本的华人学者为中心,在跨国电影研究的框架下,已经形成"华语电影"、"白话现代主义与中国早期电影"以及"帝国史视野里的中日电影关系"等三种主要论域并在中国电影学术界引起反响;海外中国电影研究在呈现电影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还原已被政治权力删除的多元电影话语等方面,为中国本土的中国电影研究以及重写中国电影史带来了不可多得的参照和启发。其中,尤以鲁晓鹏(Sheldon Lu)的跨国电影研究与华语电影论述较具代表性。然而,仍然需要检讨和反思跨国电影研究中出现的难题和存在的问题;在重写中国电影史的过程中,也必须努力摆脱仍被西方文化理论所构筑的话语威权,重建中国电影历史研究的主体性,并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史整合在一种差异竞合、多元一体的叙述脉络之中。

卧虎·藏龙·娇娃——好莱坞、台湾、香港和跨国电影

本文以《卧虎藏龙》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分析当下全球化语境中的世界电影与华语电影的某些文化特征。文章探讨电影的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对当下的世界电影以及跨国电影进行分类,梳理世界电影研究的几个范式,并力图突破世界电影研究中的一些困境。

重新审视民族电影和跨国电影——对中国电影/华语电影讨论的思考

中国电影/华语电影讨论观点交锋激烈,但相关的理论建设还有待加强和深化。中国电影主体性的建构需要避免国家主义的陷阱,民族性的探讨需要打破对恒定的、一元的民族性的迷信。民族性是流动的、多元的、混杂的,与现代性和跨国性并非绝对不兼容;跨国性并不意味着对民族性和民族国家主体地位的否定,但跨国视角下的华语电影研究需要更加重视跨国过程中的美学互涉、文化互动、价值交换和权力角逐。

《莲花心出世》:跨国电影的中美文化之旅

经查阅各数据库资料,跨国电影《莲花心出世》作为早期电影发展历史中重要的华裔主创电影案例鲜少有人提及,它在美国和上海的跨文化宣传是中美电影文化交流中值得关注的方面。本文利用中英文报纸报道等一手资料,通过详细阐述《莲花心出世》的文化交流过程得出结论,《莲花心出世》呈现出明显的跨国属性、世界性、中国性以及跨文化的冲突与复杂性,借以丰富对早期华裔主创电影和早期中美电影交流的研究。

战争、革命与跨国电影:阿拉伯世界电影十年回顾(2010—2019)

21世纪10年代,讨论阿拉伯世界电影议题的两条主要线索是"后9·11"的国际形势和席卷多个国家的"阿拉伯之春"。本文分析了这十年中阿拉伯主要国家的市场和制片状况,进而以电影节体系为轴,将北非—西亚国家的电影生产和发行作为一个跨国协作的整体加以描述,并将其纳入到全球电影的流动中。在上述框架下对这一时期阿拉伯世界电影的美学、题材与风格进行描述,并分析了阿拉伯重要导演的创作。

跨国电影的概念:电影研究中的批判性跨国主义

此文意在详细阐释在过去十到十五年出现的不同的跨国电影(transnational cinema)概念、状态、相关的问题及其成因。本文认为跨国主义是电影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立场,能帮助我们更有效地理解国际与区域、国家和跨国之间的相互作用。本文同时避免用欧洲中心的方式解读此类电影。通过两个为跨国概念提供了沃土的个案——离散与后殖民主义电影、中国及东亚电影——本文将阐明跨国电影的概念怎样既实用又多义、既开放又含限制。

跨国改编电影《许三观》与原著的差异及成因分析

韩国电影《许三观》是在中国当代作家余华的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由于两国的时代背景、历史文化和大众审美情趣等存在差异,以及艺术形式不同,电影在情节、人物和主题等方面作了大量调整。本文从电影情节的增删、人物的重塑、主题的转变等角度分析差异,并探讨差异形成的原因,归纳跨国小说电影改编中一些值得注意的规律,旨在为跨国电影的改编提供借鉴。

《唐人街探案3》:论跨国题材电影的文化悖论

《唐人街探案3》的上映,使“唐探”系列作为跨国题材电影又一次实现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掀开悬疑的面纱,“唐探”系列蕴藏着文化的碰撞与交织,冲突与协商在交替中共存。《唐人街探案3》作为“唐探”系列的续集,向海内外观众呈现了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的交流与碰撞、“陌生人”的跨文化传播困境、异域环境下儒家伦理道德的复杂再现以及植入式广告所蕴含的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的内容,这为中国跨文化题材电影的创作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关于中国电影史研究主体性争论的再思考

文章在对近年来中外学者有关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争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追溯了中国学者所提出的主体性思想的源头及发展,分析了跨国电影史和民族国家电影史两大研究框架所蕴含的解构与建构的思路,并对如何建构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主体性进行了思考。

新浪潮法国电影导演对当代台湾电影导演的影响

本论文主要想以郑有杰、蔡明亮和侯孝贤的电影作品为例探讨当代台湾电影导演与上世纪50年代的法国电影导演的交融,这些电影不仅继承了法国新浪潮电影的特性,而且走出了他们自己新的风格,也为当代跨国电影的革新工作作出了贡献。父亲这一角色的缺失表现在法国电影中特别明显,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的法国电影,也就是法国电影新浪潮时期。台湾电影导演对这一特征也进行了效仿,通过将法国电影的语言注入他们的电影,台湾导演不只是复苏的法国新浪潮,而且重塑它,以建立自己的电影。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促进了跨国电影的发展。

芬兰电影跨国史——对一个电影小国研究的反思

跨国研究的概念,改变了关于国家、民族电影的一些观念。本文概述了关于跨国主义和芬兰电影研究项目中存在的修正主义问题。作为一个影片产量屈指可数,且均被详细记录在案的电影小国,芬兰电影具有跨国电影研究的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