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国科学研究合作何以可能?——一项定性比较分析

【问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跨国科学研究合作是承载“一带一路”建设科技交流与创新发展使命的重要议题,然而由于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和法律环境尚不健全,甚至部分国家还存在较强的政治风险和文化冲突,这种合作并非易事。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跨国科学研究合作何以成为可能?【方法】本研究从宏观分析视角提出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跨国科学研究合作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识别了36个沿线国家案例中的跨国科学研究合作影响因素及其条件组合。【发现】资源投入与制度环境是影响跨国科学研究合作的重要因素,两者相互耦合共同构成跨国科学研究合作的实现路径。进一步地,本研究依据资源投入与制度环境不同耦合程度,识别出强强联合型、资源主导型、经贸带动型与政治兜底型四种跨国科学研究合作类型。【贡献】论文提出的分析框架弥补了以往研究聚焦于中观和微观层面跨国科学研究合作影响因素分析的局限性,区分了不同伙伴国家与中国开展跨国科学研究合作的各种途径,可以更为准确地解释全球治理背景下的跨国科学研究合作机制,对于中国进一步深入推进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跨国科学研究合作、提升合作效果具有积极意义。

女性与中国20世纪初之科学教育的跨国动态——静默的革命

本文从人物与跨国维度探索中国科学界的女性先驱接受的早期科学教育与她们的留学经历。论文通过重点关注清末民初女性在追求科学的过程中面对的特殊风险与收获,将当时中国男性与女性在科学道路上的经历区分开来,并揭示出中国女性的案例在世界女性科学发展史中的特点。本文分为两大部分,分别探讨国内女子科学教育与女性出国学习科学的环境和条件。第一部分首先陈述早期创立的女子学校的主要性质与动态机制,分析它们怎样影响学生对科学产生兴趣,并帮助她们做好深造的准备,然后再追踪新出现的攻读大学学位的机会,这些机会使得在中国学习科学的女性有可能考虑到海外深造。第二部分转而关注留学问题,探讨家庭背景和国际形势何以改造中国女子的“调动策略”(strategies of mobility),强调选择出国进修是激进的人生选择。文章提出,认真对待早期从事科学之女子的个人处境,令我们不再仅将她们的科学追求当作中国科学发展进程的一部分,而是关注科学志愿如何推动男女人士周旋于数国的社会规范与要求之间,并重塑这些规范。

科研团队成员国别差异性的测度、演变及其与团队产出影响力的关系

国际科学合作已成为知识创造的一条重要途径,有利于科学突破的产生。这种合作形式不仅反映了个体科学家的合作动机,还体现了国家在社会经济和科学活动等方面的依赖性与合作性。本文通过考察论文团队成员的国别属性,探讨了成员差异与团队产出影响力之间的关系。首先,本文从地理、经济、文化和科学活动等多个维度量化了国家间距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了3个主要成分来衡量国家间的综合性差异,并计算了论文成员的差异分数。其次,本文研究了这些差异分数与团队产出影响力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论文成员的文化差异和科研投入差异与团队产出影响力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科学合作差异则与团队产出影响力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组建、维护和管理跨国科研团队提供了政策建议,有助于提高跨国科研团队的绩效水平。

跨国数学和迁徙--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时期的陈省身、华罗庚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本文根据中美史料重建中国数学家陈省身和华罗庚在20世纪40年代访问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经过,尤其是他们与该院两位著名数学家维布伦(Oswald Veblen)和外尔(Hermann Weyl)的交往。文章提出,陈省身和华罗庚在中美之间进行跨国迁移时,他们的动机和选择比现有研究所呈现出来的更加复杂和多面,而且是社会、政治因素与个人、专业考量交织在一起的结果。文章用他们的经历来论证跨国科学交流对中国、美国和其他地方20世纪科学发展的重要性。

在国内培育新知--“友谊树”阿尔巴尼亚油橄榄在中国

本文以“中阿友谊树”为例,考察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发生的跨国科学交流的意义与局限。1964年,阿尔巴尼亚向中国赠送了一万棵橄榄树,作为中阿两国人民永恒友谊的象征。这些橄榄树交由中国的农业科学家和农民来寻找合适的方式进行繁殖和栽培。作者发现,虽然橄榄树被用作国际友谊和科学交流的象征,但与其说产生和流传于中国的、与橄榄树相关的知识是“被传输的知识”(即跨国流动的知识),毋宁说它们是“背景中的科学”(即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国内政治背景下的科学)。从阿尔巴尼亚入境的橄榄树,最终成为中国本土农业知识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生产和流通系统的又一个应用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