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应对我国当前跨国腐败犯罪的新思索

由于犯罪的防治是一个全方位、系统化的工程,因此对于我国当前的跨国腐败犯罪,应当从道德建设、制度规范、监督与合作等三大方面由标至本、内外结合地予以惩治与防范,忽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将使我国的反腐败成效大打折扣。

预防跨国腐败犯罪对策研究论要

在预防跨国腐败犯罪的具体制度建设层面各国有所不同。结合本国国情进行预防跨国腐败犯罪制度研究,必须重视两方面的制度建设:一是完善本国立法,二是借鉴别国经验。

预防跨国腐败犯罪对策研究

腐败犯罪具有非法获得个人资产的特征;国家司法管辖权的有限性导致犯罪分子逃至其他国家;进而导致惩治犯罪分子与追回犯罪资产难度增加。笔者认为,加强出入境管理和银行监管有利于阻止腐败犯罪分子逃至国外,预防犯罪资产跨国境转移。

论投资仲裁中的腐败问题——以World Duty Free v.Kenya案为例

近年来腐败抗辩已成为东道国挫败外国投资者的一种应诉策略。以World Duty Free v.Kenya案为例,当下投资仲裁庭往往基于合法性要求、“干净之手”原则及国际公共政策对涉腐投资采取零容忍的处理方式,忽视了东道国的反腐败义务,未能平衡争端双方就腐败行为应承担的责任。与此同时,近年来投资仲裁领域逐渐呈现出适用《国家责任条款草案》、主张腐败抗辩设置条件、倾向适用禁止反言原则来处理涉腐争端的趋势。中国需适应发展,积极将可持续发展理念纳入新一代的双边投资协定,主动参与国际经贸领域中的跨境反腐败,进一步完善跨境经营廉洁合规体系的建设。

论惩治跨国腐败犯罪中联合侦查措施的运用

联合侦查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国际合作打击腐败犯罪的重要措施,在联合侦查过程中应遵守国家主权、双重犯罪、协调行动与信息共享等原则。我国法律目前没有规定联合侦查的内容,但在实践中,我国与其他国家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联合侦查,应积极探索和创新联合侦查方式,建立符合新形势的惩治腐败犯罪合作机制。

论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双边机制——以美、加、澳为例

联合国、区域性和双边性的机制是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基本框架。由于各国在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差异难以消弭,多边机制的构建和实施有赖于各参与国之间的妥协,组织架构较为松散,条约规定较为笼统,导致现实操作性不强。相较而言,双边机制下的个案合作具有更高的使用率和成功率,是我国当前最基本、最重要的合作形式。为有效打击跨国腐败犯罪,我国已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犯罪分子携款外逃的主要目的国建立了双边合作的常态机制并取得良好成效,不但改善了我国现阶段反腐败国际合作规定不统一、成效不理想的现实困境,也对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反腐败国际合作起到良好的借鉴和推动作用。

论国际投资仲裁中的腐败抗辩及其处理

腐败是破坏国际投资环境的重要问题之一,"腐败抗辩"的提出使得越来越多的跨国腐败进入国际投资仲裁庭的视野,本应对打击跨国腐败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国际投资仲裁目前对"腐败抗辩"的主流做法容易导致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对腐败行为的责任分配不公,仅由投资者一方承担双方共同的腐败行为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导致"腐败抗辩"被东道国滥用,反而有碍于打击跨国腐败。为了避免这种不利结果,应当引入过错分担标准、选择更为适当的证明标准并加强国际投资仲裁与国际反跨国商业贿赂机制的联系,以更好地处理国际投资仲裁中的"腐败抗辩",使国际投资仲裁在国际反腐败机制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中国腐败犯罪资产追回国际合作法制优化新论

中国正处于反腐败的攻坚阶段,必须完善所涉法律机制,以便能高效利用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跨境追回中国外流的腐败犯罪资产。如何建构中国资产追回的独立民事诉讼法制、优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制及设立资产分享配套法制成为完善中国腐败犯罪资产追回法制亟待解决的难题。为妥善解决上述难题,必须对腐败犯罪资产追回法律制度进行综合考察梳理和深入思考,建构和完善相对合理的中国腐败犯罪资产追回法律制度。

中亚国家国际投资仲裁中腐败问题研究--以以色列金属技术有限公司诉乌兹别克斯坦案为例

近年国际投资仲裁实践表明,中亚国家境内外国投资跨国腐败问题较严重。"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投资者在中亚国家投资集中在自然资源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投资过程中往往需要与政府签订合同或获得政府许可,因而同样面临腐败风险。通过考察国际投资仲裁庭对涉及腐败的投资争端作出的裁决,可知其对于腐败问题已由最初的回避转变为主动对相关事实进行调查。这表明,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应当承认腐败问题的可仲裁性,同时需要在仲裁实践中注意仲裁庭对于相关程序及实质问题的裁决路径。只有这样,我国投资者才可利用国际投资仲裁庭抵御海外投资过程中的腐败风险,为形成更加良好的国际投资环境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