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网络犯罪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分析

跨国网络犯罪组织逐渐策划和实施更加复杂的犯罪活动,给社会治安和国家利益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要惩治跨国网络犯罪,单一国家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各国政府和执法机构必须加强合作,共同打击这些犯罪行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在这个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为各国提供了一个信息交流和协调行动的平台,使得各国能够共享情报、收集证据,协同执法行动,以实现打击跨国网络犯罪的目标。

超越国家:跨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兴起

跨国图书馆史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正逐步引起全球图书馆学者的兴趣和关注。跨国图书馆史研究不仅挑战了传统图书馆史书写中单一民族国家的叙事局限,而且丰富了传统图书馆史研究的主题。跨国图书馆史研究可尝试从全球知识和文化运动对图书馆历史进程的影响、国际组织在图书馆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图书和其他文献资料的跨国流通、图书馆员和学者在跨国网络中的地位以及分析殖民主义对图书馆发展进程的影响等五大主题上先行探索。作为一个新兴跨学科研究领域,跨国图书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青年跨国散居与美国外交的互动方式与机制

在新技术的帮助下,青年散居跨国交往与沟通的方式增多,影响范围扩大。在分析跨国网络对现代青年散居的重构基础上,梳理出青年跨国散居与美国外交的互动的方式和机制。研究发现,这些方式主要有:青年散居与美国公共外交中的信息交流方式,青年散居与美国政治行为体的利益协调方式以及青年散居与美国外交资源共享方式。在此基础上,美国试图通过跨国公私伙伴关系这一新机制将青年散居纳入到美国外交政策体系中,使青年散居成为美国权力资源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来源。

社会文化视野下新侨乡跨国网络治理的构建--以湖南邵东为个案的分析

论文以湖南邵东为案例,从社会文化视角阐释中国一个内陆新侨乡的形成及其跨国网络治理的建构机理。邵东新移民的阶层构成及营商特征,使其在移民海外后仍与家乡保持着频密的联系。在侨乡政府与海外移民双向互动过程中,构建了以人员流动、慈善捐赠和文化认同为治理主线的三大跨国网络,呈现出制度化、组织化的机制特点。同时,邵东侨乡在跨国网络治理中形成纵横两种体系。横向上,侨务部门与海外移民共同构成社会治理的参与主体,二者通过合作交流构建伙伴关系;纵向上,通过省、市、县、乡、村不同层级治理单元的协调与配合,使海外移民有效参与到侨乡治理中。这一纵横交织的治理体系构成邵东跨国网络治理的脉络,是侨乡振兴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跨国网络赌博犯罪治理对策研究

跨国网络赌博犯罪类型众多,手段不断发展变化,具有隐蔽性、洼地效应等特征,且与网络诈骗、网络色情、网络洗钱、网络黑灰产业等多种犯罪具有关联性,社会危害性极大。中国警方长期保持对网络赌博犯罪的打击态势,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由于各国对赌博立法定性存在差异、侦查追逃难、调查取证难,惩治跨国网络赌博犯罪尚存在诸多困境。因此,治理网络赌博犯罪,还需要采取加强国际执法合作、挤压犯罪生存空间,加强源头治理、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宣传教育引导公众积极防范等多种措施。

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东盟治理跨国网络犯罪的合作路径研究

自建立合作对话关系以来,中国—东盟在治理跨国网络犯罪的合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随着数字经济的到来,在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蓬勃发展背景下,网络空间与网络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中国与东盟跨国网络犯罪现象呈现高发态势。为有效遏制跨国网络犯罪,中国—东盟在法律制度、合作机制、合作实践等方面亟须不断加强和完善。为此,中国—东盟应建立良好伙伴关系,缩小网络基础设施安全技术鸿沟,改善合作底层环境,多维度、多层次改善中国—东盟地区安全发展水平差距,构建更加高效的中国—东盟打击跨国网络犯罪合作机制;完善中国—东盟合作框架和信息共享机制,优化安全产业生态环境,提高中国与东盟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对接能力;同时推动中国—东盟跨国网络犯罪社会治理的进路,鼓励非国家行为主体参与到网络安全治理的行动中,形成企业服务和政府间合作的双向良性发展,由此构建更加团结的执法合作关系、更加专业的执法能力建设体系、更加高效的打击跨国网络犯罪机制,共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构建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东南亚气候治理中的跨国城市网络——以ICLEI为例

本文以“宜可城—地方可持续发展协会”(ICLEI)为样本,探究跨国城市网络在东南亚气候治理中的角色与效用。研究发现,东南亚是气候变化的重灾区,多重气候风险的叠加效应严重影响着东南亚的经济和社会。跨国城市网络通过信息共享、能力建设和议程设置三种机制在东南亚气候治理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ICLEI在东南亚的气候治理实践具有示范效应,通过治理模式上的“垂直整合”、治理范围上的“横向扩展”和治理方案上的“一城一策”,整合各类资源,有效推动东南亚的气候治理进程。但是,由于跨国城市网络存在运行限度,如何实现深层次的条块整合是其亟待解决的议题。

“越南客”的跨国谋生网络与边境生活空间建构——基于边境口岸城市河口的田野考察

本研究聚焦中国云南边境口岸城市河口,通过深描的方式呈现越南边民在中国展开的跨境生计活动,展示他们在河口县城不同街区的工作场所,分析他们在河口当地形成的新的生产生活结构。研究发现,“越南客”的跨境谋生是越南边民个体化选择的就近流动,并非由单纯的族裔或文化群体网络所构成,是“越南客”在日常生活特定空间中与他人共同形成的网络空间。通过网络媒介,越南边民不仅创造了新的商业机会,也借由线上、线下的双重流动延展了跨国谋生网络。在网络技术的日常化介入下,“越南客”与本地人共同编织的跨国谋生网络在社会实践的多个领域呈现出复杂的联结方式,形成了新的跨境生活空间。地缘和亲缘关系在建构“越南客”的跨国谋生网络和新的流动性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深度阐释了在跨境流动研究中,将流动性与共生性纳入跨境生活空间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跨国网络视角下善堂的形塑过程与特征

明清以降,以善会善堂为主要形态的民间慈善组织实施有效的慈善救济,与政府的社会福利职责形成功能互补,稳定社会秩序。在国家与社会强弱关系变化中,慈善与宗教信仰并重的潮汕善堂形成海内外并行的两条轨迹,构建了跨国的潮人善堂网络,但是目前多数研究忽略了形塑过程中地方政府取缔反动会道门活动,并将大峰祖师信仰视为封建迷信致使善堂活动沉寂的环节。因此,本文运用史料与田野调查梳理潮人善堂海内外并行的跨国网络形塑过程,关注形塑过程中发端、普及、海外流传、危机、沉寂及复兴等环节。研究发现,在社会救济公共领域,善堂通过应对危机的经验积累和海外华侨华人与侨乡联系的变化,呈现出显著的慈善性、民间性、宗教性与跨国性特征;在社会与国家互补对立的动态演变中,社会与国家最终寻求建立一种良性的积极互动关系,这对研究中国近代慈善事业与福利组织发展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跨国公司全球学习——新角度审视跨国公司

全球经济环境正日益显现出动态、复杂、不确定性特征，顺应这一特征，全球学习能力成为跨国公司赢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全球学习过程主要通过各子公司自主灵活的学习，创造新知识，并迅速有效地在整个跨国公司内部进行传递与整合来实现。本文着重分析了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角色的转变，跨国知识流动的基本模式，以及影响流动的主要因素，进而指出跨国网络结构是支持其全球学习行为的组织选择。本文认为，与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相比，全球学习理论对跨国公司行为的新变化更具解释力，也能够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中国企业带来新的启示。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跨国城市气候网络--以C40为例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城市作为次国家层面中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聚合体,成为全球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以及全球气候治理中不可忽视的行为体。城市在气候变化面前的脆弱性使其更加积极发挥自身的资源、信息和技术优势,并且,这种在地方层面对于气候挑战的共同应对推动了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的形成。这一新的网络性治理形式为增强城市间的交流合作以及聚积城市层面的全球影响力提供了一个建构平台。从纵向上看,跨国城市气候网络为全球气候治理增添了新的次国家互动层面;从横向上看,为全球气候治理吸纳了更多的地方行为者,扩大了环境政策的执行空间。跨国城市网络还扮演着技术创新活动家和规范扩散者的角色,并且通过与各种外部行为体的积极合作来进一步推进城市弹性网络的杠杆作用。

“一带一路”跨国金融对出口贸易网络的影响研究——基于指数随机图模型的实证检验

以“一带一路”沿线61个发起国为样本,在网络分析框架下,描述2001—2019年间,样本国家出口贸易网络、资产组合投资网络、股权与基金投资份额网络和债券投资网络的(加权)平均度、网络密度、平均集聚系数和平均路径长度的大小和变化趋势,揭示4个网络共有的“小世界”特征;进而采用横截面指数随机图模型和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证实资产组合投资网络、股权与投资基金网络和债券投资网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网络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且发现债券投资网络的作用相对最大。研究还发现,“一带一路”国家自身具有的属性特征,诸如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发展水平越显著,越易于形成紧密的出口贸易网络;经济规模和人口数量越大的国家在出口贸易网络中表现得更为活跃。基于此,进一步指明了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

跨国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解析

目前网络犯罪内涵及类型正在发生代际和质的极大变化,网络犯罪的虚拟性和无地域性特征导致跨国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面临挑战。在坚持网络空间国家主权的理念与前提下,很难制定出所谓的"可行性"新管辖权规则。管辖权冲突才是跨国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困境的根本与关键。在加强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制定国际互联网犯罪公约、达成双边或多边协定甚至将管辖权争议案件提交国际法院裁决,是当今解决跨国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冲突的明智选择。当然,解决管辖权消极冲突的着重点在于确立普遍管辖,但普遍管辖会加剧管辖权的积极冲突,故建立管辖权的冲突协商解决机制是解决管辖权积极冲突的关键。

跨国宗族网络与侨乡地方意义的建构研究--以前美村为例

基于跨国宗族网络与地方意义营造的视角,以汕头市澄海区前美村为案例,试图挖掘充满地方意义的侨乡在外部政治经济体制和地方社会文化相互作用下的地方社会建构和营造过程。研究使用文本分析、深度访谈和实地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揭示了作为"地方"的侨乡所具有的丰富的地方意义,以及地方意义建构过程中以跨国宗族网络为主社会关系之不断演替的机制所在。研究发现,前美村的空间和地方意义被不断地重构,而作为空间表征的"侨乡"也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社会关系的空间实践下表达出不同的文化意义和地方意象。相较于以往各学科的侨乡研究,本文重视以往长期为学界所忽视的侨乡的空间和地方意义,从空间、地方和人的动态关系这一重要的地理纬度对侨乡内在的深刻社会文化进程进行了探讨。

近代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研究论纲

本文旨在提出近代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这一以往被学术界所忽视的研究对象 ,籍此拓展中国近代对外经济关系史的研究视野。作者对这一研究工作拟考察的若干主要内容 ,如华商跨国网络的时间流程、空间分布、组织形态、运作机制和人文特征等 。

近代侨批跨国网络与国家关系研究

以往研究忽略国家等因素对跨国网络的制约。从北洋政府1926年取缔侨批总包制度、南京国民政府1946年限制批信自带以及1948年限制增设分号三个个案分析可以看出,国家因素在网络研究中不可或缺,虽然网络可以成为跨国的存在,但跨国网络发挥效力的场域还是在国家之内,不能枉顾国家之利益而自行其是。虽然跨国网络与国家具有对抗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国家权力的运转形式,但跨国网络并非万能,它必须需求国家的合作,而且与国家的关系并不对等,国家在二者关系中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

跨国网络、公益传统与侨乡社会——以梅州松口德村为例

华人移居海外,在适应当地社会人文地理环境的同时,也和家乡保持着联系,进而建立起跨越国家疆界的社会关系网络。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跨国联系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海外华人对家乡的关注,尤其是以血缘、地缘为基础,逐渐拓展开来的乡村公益事业,影响着侨乡的政治、经济乃至乡民对于"侨"的认知与实践。通过对广东梅州松口德村进行人类学田野研究,探讨侨乡跨国关系的形成与变化以及源自海外华侨华人的公益慈善对乡民日常生活和乡村社会建设、文化生产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与代际变化,海外华人与侨乡的联系已不如以往紧密,但蕴含于"侨"的观念中的开放、流动、灵活等特质以及侨乡特有的人文精神,却依然影响着乡民的生存心态与行为实践。而德村公益事业的开展,也为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提供了一面极佳的镜像。

跨国研发网络中研发单元的角色演变——以华为公司为例

采用1999—2015年华为公司PCT专利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分阶段的跨国研发网络模型,考察研发单元在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并着重探究守门人角色的演变路径。分析结果表明:华为公司跨国研发网络内的研发单元各自扮演着不同角色,但尚未明显地涌现外部导向型研发单元;除不活跃研发单元外,守门人与内部导向型研发单元构成了跨国研发网络中的主体;研发单元守门人角色的形成主要遵循“不活跃单元-内部导向型-守门人”的路径。通过识别华为公司跨国研发网络中研发单元角色的演变路径,可为企业在研发国际化实践中制定知识获取策略提供经验借鉴。

全球化与跨国网络中心：理解全球城市

经济全球化加深了世界各国和地区间的经济联系,促成了生产、贸易、金融等要素大规模的跨国流动与配置。由此促使世界各大城市联结而为一个有机的体系,城市产生新的经济活动特征和产业结构,其中枢角色与影响力变得更突出。"全球城市"的演生是全球经济发展与全球化进程深化的结果。全球城市既是经济全球化的空间依托、区域经济集团的支撑点、各类"经济圈"的核心,也是国家实现与国外经济联系的桥梁和基地,故此对"全球城市"的形成及其发展进行研究便具有积极意义,也将对"全球化"现象具体作用于经济实体的过程提供一个独特的诠释视角。据此,本文尝试检视"全球城市"此一理论概念,并进而剖析"全球城市"演生成形的背后动力因素。

跨国场域下的企业家精神、国家与社会网络:中国新移民的个案分析

以在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企业家为个案,简要地讨论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及其在全球化时代的展延;分析了新移民企业家跨国知识与技术优势在新兴企业成长中扮演关键作用;论述了跨国移民企业家产生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外在因素以及由此形成的双赢策略;进而阐述跨国性的理论架构如何有助于解释华人企业家在当代世界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